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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采访——1998年）
《张国荣——18年的艰苦奋斗》
问：你当初为什么要去英国的利兹大学读书呢？
张：你这一问让我想起了我十几岁的时候。那时我学习不好，不过英文还不错。（在香港）你必须英文、中文、数学都好才能读完高中，而我的数学永远都是低分！因为我的英文比较好，我父亲就鼓励我去英国念书,他这样说那我就去喽！那时我父亲是个非常有名的裁缝，曾经为马龙白兰度、威廉赫顿、阿夫雷德希区可克还有加利格兰特做过衣服。后来我就离开了香港。因为我父母离异，我的童年并不幸福。我有两个母亲，一个是我妈妈，另一个是我父亲的偏房——这在那时候是很普遍的。离开香港就好像是去“少年之家”一样，在英国读书那几年我非常快乐。我上完了高中，不过没读完大学。我学的是纺织，因为我父亲希望我能继承他的事业。但是我一点儿都不喜欢这个专业，我不想变成个裁缝。我刚上完大学一年级我父亲就因为过度饮酒中风了，我只好放弃学业回到了香港。刚回去那段时间我整天无所事事，后来开始在两家店里卖牛仔裤和鞋子，然后我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我通过了所有的初赛最后进入了决赛，那是我生活新的开始，那年我20岁。
问：那你在参加歌唱比赛以前唱过歌吗？
张：当然啦！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唱啦。我特别喜欢大卫鲍依。我不怎么唱摇滚乐，不过有时在我朋友开的中餐厅偶尔唱唱。我喜欢唱爱情歌曲和民谣……那时我不是为钱唱，但我想那就是我歌唱生涯的起步吧。
问：那你后来为什么又放弃了你的歌唱事业了呢？
张：因为我厌倦了。我放弃歌唱事业是在1989年。那时我有个很强劲的对手：谭咏麟。我曾经被他的歌迷袭击过。我觉得这很蠢，因为作为对手我们完全可以用忠于自己的方式来竞争，而不是互为仇敌攻击对方。1983年我曾向自己发誓在5年内做到顶峰，然后我就退出，后来就真的这样了！另一个（我退出的）原因就是当时香港政局不稳定，每个人都想离开，为以后的日子找个出路，我也一样，所以我去了加拿大——世界上最安全祥和的地方。我很喜欢那里，因为在那儿我觉得特别放松。不过，那儿的生活真是闷得要命！每天什么新鲜事都没有，一潭死水。我住在温哥华，一所很漂亮的房子，视野开阔，景色一流。我刚搬去的那阵子特别享受，每天早上喝杯咖啡，吃个鸡蛋，来片烟肉——然后呢？然后我干什么？就在那儿消磨掉我下半辈子？……我可不想！即使我已经决定退出并离开香港，我也不想就这么过一辈子！然后好机会就来了——或者说我找了一个好借口。我离开香港前和王家卫拍了第一部我们合作的电影《阿飞正传》，凭那部片子我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那时我想放弃一切，不仅仅是我的歌唱事业，因为我真是累了，厌倦了，不想再和香港以至大陆有任何关系。可是加拿大的生活不适合我。王家卫、吴宇森还有其他一些香港的电影制作人以及陈凯歌都打电话给我（叫我回去拍电影），对我来说，这是个非常好的回香港的借口。
问：那你又是怎么开始你的表演事业的呢？
张：在我还是歌手的时候就有些导演注意我了。我在歌唱事业早期曾为一家电视制作公司工作，因为他们拥有我歌唱比赛曲目的版权。我和他们签了三年合约。我为这家公司拍了很多戏，所以我有机会接触很多导演。但是那时我并没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演员，我根本就没想变成个演员。当我不得不拍的时候我就说：“好吧，我试试吧。”
问：那你觉得你是个天生的演员吗？你喜欢一遍遍反复拍那些镜头吗？
张：没人能让我停下来！我总是会有很多即兴的现场发挥，我喜欢这种方式！在香港有一种很特别的情况就是没人会给你一个写好的剧本。他们从来没有故事大纲，除了徐克和吴宇森。他们就喜欢你现场发挥。当然和陈凯歌拍戏是不一样的。我（在拍《霸王别姬》）之前三个月已经拿到剧本了。如果不是这样我根本没法演（这个角色），因为之前我从来没有（在电影里）讲过国语。
问：你是不是演过徐克导演的《满汉全席》？
张：我和他合作得非常好。那部片子不是他最好的电影但是非常好玩，很搞笑。我和袁咏仪合作也非常好，我很喜欢和她拍戏。徐克是个非常好的导演。
问：那他是怎么和演员合作的？
张：你可别去徐克的片场，他难伺候着呢！他会骂技术人员，但是他从来不责怪演员。他和演员总是相处得很好。不过呢，另一方面他想做电影业的NO.1，在吴宇森和王家卫都各有建树之后，他的这个愿望就不是那么容易达到了。但我认为他仍是香港较好的导演和制作人之一。我觉得他和尚格云顿合作的那部《反击王》不好。我一直不赞成那些导演不顾一切想去好莱坞拍电影，在香港和亚洲有更多的机会能更好地拍电影，为什么要去好莱坞拍那些烂电影，毁掉自己的事业、名字和声誉？
并不是每个(去好莱坞的）人都像吴宇森那么幸运，但是我认为他现在在用更多的钱重复他以前拍过的东西。《变脸》之后他还会拍什么？这样的电影他十年前早就拍过了！好莱坞也找过我拍片，但我觉得真是悲哀，因为找我演的那个角色竟然是日本忍者！我为什么要去演？我绝不去演个日本忍者！你知道那部《捉鬼者巴菲》？那只是好莱坞的二流或者三流电影！他们找我去演里面的一个吸血鬼！周润发现在在好莱坞，但是我对他那部《替身杀手》非常失望，就是那部和米纳索维诺合拍的电影。那绝对是个错误！他是超级巨星！他绝对不应该在那种电影里扮演角色！甚至于像吉瑞米埃恩斯那样的优秀演员都会在美国演这种不入流的电影——他在欧洲是个多棒的演员啊！可是我不喜欢他在美国演的那些电影。另外，我对王颍的电影也没啥好说的：这部电影（《中国盒子》）里设计的有关香港（回归）的重要时刻的内容完全是迎合外国人的。
问：你认为徐克是80年代出现的新生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吗？
张：即使在70年代末他都是先锋派电影的代表人物。那个时期他拍了许多非常重要的电影。那时他是香港电影之王。他很喜欢政治。每一部徐克电影都在探讨政治。在《倩女幽魂》里（徐克是制作人），树妖姥姥隐射的是xx政府，控制着可怜的鬼魂们，他们是完全被操纵的。在《满汉全席》里也一样，甚至在他的武侠电影《黄飞鸿1》里你也可以发现类似的寓意。
问：那你觉得吴宇森和徐克与演员之间的关系最不同之处是什么？
张：和吴宇森合作更容易点。他人非常好，和他沟通谈话更容易。相比之下徐克就有点霸气，和陈凯歌很像。徐克生气的时候千万别和他讲话！我和陈凯歌关系非常好。不过吴宇森就真的是个大好人，虽然他在片场里从来都不表露出来。约翰特拉沃尔塔和尼古拉斯凯奇都这么说。吴宇森是那种你和他拍完戏以后愿意为他做一切事的那种人。
问：那你们拍戏的时候他给你很多表演上的自由吗？
张：是的，很多。他会先给你解释一大堆东西，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大男孩。《英雄本色》是我演艺生涯最重要的电影之一。他是第一个对我的工作解释那么多那么详细的人：哪里是灯，怎样在镜头里有个比较好的角度……拍电影的时候你必须清楚地知道镜头角度和灯光。他教给我的这些东西在我以后的工作中帮助很大。
问：拍《阿飞正传》一定是你非常特别的经历吧？
张：呵！王家卫！我爱死他也恨死他了！他是个非常有才华的家伙，但是演他的电影太痛苦了！拍电影之前他什么都不告诉你，也没有剧本。我和他合作了三部电影，一部比一部难演。我想我不会再和他拍第四部了。虽然……可能不会了吧！这个家伙真的很有才！我不想谈我和他之间的关系，说说他和他的那些助手吧。比如杜可风，一个非常出色的摄影师，还有张叔平，美指和剪辑师。但是作为他的演员，你就是个工具。我在王家卫的电影里有很多的即兴发挥，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下面要干什么。今天他要这样明天可能又要那样。这很不公平的！喂高佬！多告诉我点得唔得！！！
问：甚至拍《阿飞正传》的时候也没告诉你什么？
张：拍那部戏的时候还好一点。但是拍《东邪西毒》的时候就非常麻烦。因为他在拍《重庆森林》中途停下来（拍《东邪》）还有在沙漠里呆着的那些恐怖经历。我一开始演了一个角色，演了２０天了，突然他想把我换成电影里另一个角色，还用前面已经拍完的那些镜头——不可否认他是个天才，但我真的好恨他！有时我对他说：“王家卫！我以后再也不和你拍电影了！”但是另一方面呢，和他工作又会带给我很多快乐，这是和行内其他那些平庸导演合作的时候绝不可能有的。我在这一行干了１８年了，我了解这个圈子，而我自己也很想成为一个导演。王家卫给了我所有荣誉，每次和他合作我都会被香港电影金像奖提名而且我还因此得到了两个最佳男主角奖项。
问：《春光乍泄》讲的什么？
张：有关两个人物的关系。本质（和别的电影）没什么不同。他唯一要求我们的（也是我非常认同的）就是：不要按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演绎脸谱化的同性恋……不要像大部分香港电影那样探讨同性恋现象，或者故意创造出一种“阳刚气”的、要不就是女里女气的角色……不！王家卫告诉我就自自然然演两个普通的男人，只不过这两个男人能在一起做爱。我同意他的说法，这其实就是个非常普通的爱情故事。
问：拍《霸王别姬》的时候陈凯歌是怎么和你说的？剧本是什么样的？
张：其实我十年前就看过那本小说了，我很喜欢。陈凯歌觉得姜文可以演其中一个角色。陈凯歌是个在现场很有控制力的导演，但有的时候我和他有不同意见。我对小说原著以及人物都非常了解。我觉得这部电影有那么一点点是有迎合外国市场的意思的，因为这个，巩俐那个角色在戏里有了相当重要的分量，而其实在小说原著里这个角色只占了寥寥几页纸。我想陈凯歌想制造出一个爱情三角关系，我就和他说：“这明明就是两个男人间的爱情故事，为什么你非要加进这样一个女性角色？”他认为我说得很对。
问：你在拍《霸王别姬》之前对京剧有了解吗？
张：一点儿都没有！所以我需要用半年时间学习普通话和京剧。影片里所有京剧的片断都是我自己演的，除了唱。因为我的嗓音是男声，而戏里的声音是女声。但是非常让我惊喜的是上海（怀疑这里记者写错了——译者）的京剧老师给我很高的评价，他们都以为我以前学过戏曲。
问：那你怎么能那么快就学会京剧了呢？
张：作为一个歌手我有很多舞台经验。我唱歌的时候经常也会跳舞，这对我掌握京剧舞台艺术有很大帮助。我能演好那些片断，但我演不了整出戏。我必须依靠陈凯歌（的指导）。那是我第一次去中国大陆，当时我33岁。在那之前我很怕去大陆，现在我在北京有很多好朋友，还有教我京剧的老师。那时候我突然停下讲广东话或是别的任何语言，只能讲国语，你知道这样是学一种语言的最好方式：你必须大胆地说，说错了也要说，人家会帮你纠正你的发音。
问：陈凯歌在拍片的时候会不会很明确地告诉你他的想法和意图？
张：其实他给我很大的自由。这一点王家卫恰恰相反，他在实拍之前会和我倾很久，我们每个镜头都拍了很多组。但是拍《风月》的时候就很不同了，凯歌给我更大的表演空间，我们成了好朋友，（在表演上）他非常信任我。
问：那他接受你关于角色的建议吗？
张：关于中国古代和北京的事，他比我懂得多。但是有关于上海的，他知道的少一点。有些地方我觉得不是那么对头——我不是在批评他——我是说，《霸王别姬》绝对是部杰作，但是《风月》不是。不过《风月》很有激情，只是来自北京的人和上海人是不同的，凯歌是北京人，上海在中国南部，北京在北方。《风月》里面有些地方我演得不很对或者不到位（地域的感觉），虽然我以前没在中国大陆住过但我自己能感觉出来。后来我的一些朋友也觉得是这样。
问：《霸王别姬》的摄影师是顾长卫，《风月》的摄影师是杜可风，你怎么看他们？
张：他们两个很难比较。顾长卫喜欢用静推的长镜头，所以你必须走位很精确；而杜可风非常特别，一个很怪的家伙！在《风月》里你看不见那些静态的推镜——他喜欢用他的手提，他自己总是在移动。我们一起合作的时候有好多很精彩的火花，感觉很棒！毫无疑问他是最好的摄影师之一，他是个非常趣怪的家伙！不过千万别让他喝太多啤酒，否则你就惨了！我记得拍《阿飞正传》的时候有些镜头必须重拍，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家伙拍的时候根本就是醉的！经常像个醉猫一样晕头转向！
问：杜可风曾经谈过有关和演员相处的艺术。
张：我并不怎么注意他是怎么做的，因为我根本不知道电影出来后会是什么样子——没人知道。你只要按他要求做就得了。拍《春光乍泄》的时候我按他喜欢的那样给他演出很多不同的样子让他挑，如果他要六种我就给他演六种，有时我甚至自己改台词。
问：你喜欢看（未剪过的）毛片吗？
张：不，我从来不看。
问：那你看你自己的电影吗？
张：有些看。如果我觉得哪部戏演得够好我就看。但是在拍片现场我喜欢在监视器里看我刚拍过的镜头。边看边和导演讨论：这段角度是不是能更好一点呢？我怎么才能做到更好一点？为什么我要这样演？我会问很多问题。但是只有我相信导演的能力时我才会问这些问题，比如王家卫，陈凯歌这样的优秀导演……
问：除了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些，还有哪些你自己的电影是你比较喜欢的？
张：《金枝玉叶》（1994）。和陈可辛拍戏的过程很有趣。但他现在也有同样的问题——想去好莱坞。真是没办法！——陈可辛和关锦鹏又不一样。关是《胭脂扣》的导演。《胭脂扣》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我认为是关锦鹏最好的电影。陈可辛的电影是讲有关性别身份的。这部电影很搞笑，不过并不是故意制造的效果。大家都很熟悉关锦鹏、王家卫、吴宇森，但是很少人知道陈可辛。其实他在这几年拍了很多很好的电影，比如《甜蜜蜜》（1996），张曼玉演的。这部片子在商业上和艺术上都很成功。
另一部我很喜欢的电影是于仁泰的《白发魔女传》。这部电影非常特别，很与众不同，女主角是《重庆森林》里的林青霞。这部片子非常有趣，很浪漫，讲的是有关爱情和背叛的故事。故事的表现手法很有视觉效果，非常戏剧化。
问：你为什么想当导演呢？
张：像我这样在行内已经摸爬滚打了18年的演员，必须尝试一下作导演，因为导演才是整个电影的灵魂。
采访时间：1998年2月21日；
采访地点：柏林；
采访者：Michel Ciment 、Hubert Niogret
登载于：《Positif》杂志 1999年第45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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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时间仓促，有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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