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色的蝴蝶：和张国荣一起坠入历史

泡沫飘零

中国经营报      作者: 刀锋舞者     2009-04-04

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

　　“一个艺人能够做到姣、靓、型、寸，男又得女又得，这才算是成功。”境界为最上，一个艺术家极致方能如此，当是第一风流人物，属于艺术家中舞者，等待一千零一世，刀锋之上，一寸一寸获得救赎，寄望再生梦幻年代。

　　这些年来，张国荣已经成为一个传奇，一个人人有欲望消费的符号。这是一个消费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因隐私而疯狂，因空虚而窥探。无数学者暧昧地指出，明星已经是一种后工业时代的庞大文化产业的产品而已。

　　这场飨宴仍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流动，没有身份的集体困境始终如影随行，一切体制无非权力的隐秘建构，波德里亚低语消费是权利，福柯大呼性话语是权利，凡是涉及身体的，无一不是政治的，所有的言说与演绎无非训诫与规范，所有的神圣化无非再度庸俗化。“只有神尝过死亡的滋味。”作为坎普殿堂的快乐王子，王尔德喟叹阿波罗作古而风信子存活，逝者如斯，爱者永生，烟火散不尽。

　　世界尽头，天地荒荒，何宝荣总说让我们重新开始，投入过怀念过忘掉过，念兹在兹，几多几多。即使我们在追忆一个关于粤语文化美好旧时光，也无非用另外一种方式埋葬那个荒山野岭也产黄金的豪气时代，只是我们从来拒绝承认，其实那个时代早早已经凋零落幕。

　　时光如尘，而舞者不朽。抛开词与物，释怀左与右，忘记他是她，在4月第一个礼拜，且等待午夜场的东邪西毒。

　　禁色的蝴蝶：和张国荣一起坠入历史

　　她是一个狂热的“哥迷”。

　　作为粉丝，张国荣的每场电影、每首歌、每部电视剧，从对白到场景，她都如数家珍。

　　作为老师，她所有的课程中迟早都会出现张国荣，学生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作为研究者，她试图把张国荣迷作为文化现象研究到底，从性别操演到性别易装，从身体政治到生死爱欲。

　　作为作者，她的专著《张国荣：禁色的蝴蝶》，不仅开中文世界“明星研究”之先河，亦将张国荣的异色景观作为先锋纳入酷儿（QUEER）运动的世界图景。

　　她就是洛枫。

　　“学术研究不能是冷冰冰没有感情，我不能做其他事了，只能写文章。”上世纪60年代生人洛枫见证了香港娱乐黄金时代的大悲大喜，于大众来说，她坚信张国荣的生命联系着香港流行文化及历史的盛衰起落，“写这本书是一个自我治疗的过程，书完成之后，他再也摆脱不了我了，我们永远绑在一起，我和张国荣一起进入历史。”

　　1977——1989年：禁色年代

　　上世纪80年代可谓粤语流行文化的大时代，罗文、甄妮、谭咏麟、陈百祥、徐小凤等人才辈出，群星璀璨，无论音乐还是影视，孕育了无数新人，张国荣刚好赶上这轮新浪潮。

　　自称“打小就喜欢张国荣”的洛枫最早喜欢张国荣时候还上中学，她的妹妹喜欢谭咏麟，两人常常为此争执。同时，洛枫从小喜欢粤剧名伶任剑辉，任剑辉一直以女扮男装反串演文武生为人熟知，与白雪仙合称“任白”，但洛枫直到十五六岁才知道任剑辉原来是女人，日后洛枫不可避免地将任剑辉与张国荣两相比较，认为二者在演艺风华上可谓一脉相承。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洛枫逐步涉足文艺界，曾参与《香港文艺》和《新穗诗刊》编务，并与林夕、吴美筠、饮江等创办《九份壹》诗刊。与之对应的则是，谭张之争激化，歌迷对抗势成水火，演变到1989年，以谭咏麟放弃领奖张国荣退出歌坛而告终。当时，张国荣在红馆开了33场告别演唱会，洛枫也没忘和朋友赶去看。

　　那是一个沸腾的时代，同时仍旧是一个保守的时代。可以说，时代局限了张国荣的发挥，即使在谭家明导演的《烈火青春》中，因涉及青年男女禁忌情欲当时亦被指责，如今却被奉为经典，“谭家明和张国荣走得太前，落后的群众未能接受，这仿佛是一种‘时代’的错置。”洛枫不无唏嘘。

　　主流文化尚且如此，“同志”文化更是难成气候。“请关上窗，寄望梦想于今后。”上世纪80年代香港最流行的“同志”歌曲是达明一派的《禁色》，而歌词中隐晦压抑的情感正是时代精神的无奈映射。“虽然香港的同志运动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涌动，但是上世纪80年代仍旧是低潮，甚至不如台湾爆发的激进，这也是香港殖民文化的暧昧属性决定的。”

　　1990——2003年： 男生女相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告别歌坛的张国荣开始影视事业的高峰，上世纪90年代初期《阿飞正传》与《霸王别姬》奠定了其殿堂地位。

　　洛枫当时大学毕业，随后辗转来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表演文化。因为张国荣，洛枫亦开始研究王家卫，“王家卫当时已经成为经典，研究他比研究张国荣阻力小。”她认为阿飞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香港飞扬跋扈的精神，而程蝶衣则开启了一个雌雄同体的阴柔意象。当时，在旧金山亦可以看到《霸王别姬》，洛枫甚至和国际知名文化学者李欧梵交流过此片。李欧梵说前三分之一很闷，而张国荣出现之后才别开生面，而张国荣“空空洞洞”的眼神很感人，这是爱情没法落实的眼神，实在把角色演活了。

　　与此同时，美国的开放教育让洛枫大开眼界，亦开始接触性别研究，酷儿研究、性别流动等等内容让她开始系统反思张国荣代表的酷儿意义，她认为上世纪90年代至千禧年的张国荣，开启了前所未有的“阴柔”世纪，“逐渐变成一个‘族群的符号’、一个年代的变向与象征，彻底改变了香港‘形象文化’的深度与广度，甚至在整个华人演艺圈中，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走得比他勇敢、潇洒和开放的艺术工作者。”

　　洛枫对笔者一再强调，张国荣的成就并非被动，而是来自他自身很强烈的自主意识，这也是他超越同侪的原因所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一方面他步入中年，也期待能够更多展现自我，另外一方面他的殿堂地位也为他带来更多空间，他有了话事权。”最典型的例子来自《霸王别姬》，据说上世纪80年代，张国荣曾经婉拒《霸王别姬》的电视剧版，因为觉得同性恋角色与偶像歌手定位不符，这说明张国荣早期还是“按照规则去玩这个游戏”。而10年之后，他则毅然接下《霸王别姬》的电影版，并且他日后透露，陈凯歌在电影改编中流露了“恐同意识”，出现了“菊仙”这个角色来平衡冲淡原有的同性恋色彩，而张国荣则尽可能通过电影有限空间以个人主体方式来表达原著中程蝶衣的同性情愫。

　　站在大时代眼光来看，张国荣的个人表现亦离不开上世纪90年代香港同志运动的风起云涌。在《禁色的蝴蝶》一书中，洛枫引用同志文化研究者周华山和赵文宗的研究，他们认为香港本土文化在西方殖民资本主义及工商业体系的深层结构中上世纪70年代是“同性恋”孕育的始端，“战后出生的一代接受殖民教育，西化思潮比任何前代都要深刻，香港的身份及其伴随而来的‘性别身份’也逐渐成形”，上世纪80年代海外知识分子的文化建构、写作、表演等等努力也促成了上世纪90年代同志运动的急速前进。

　　2003——2009年：香港幸而有你

　　“那时候我在台湾，我想这肯定是开玩笑。”回想起2003年的4月1日，洛枫仍旧觉得不堪回首。

　　当看到电视报道之后，反复和香港报社确认之后，洛枫仍旧没法完全接受这个事实，“大概花了一年时间来适应没有他的世界。”此前，洛枫因为觉得偶像研究应该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所以她和张国荣只有在一次中文大学的演讲中密切接触过。事实上，作为“戏迷学者”（fan scholar），洛枫自认所有与性别有关的研究都或多或少与张国荣有关。

　　张国荣的离去对洛枫打击很大，有一两年时间她因此没法继续研究，直到几年之后她才决定要为张国荣写一本书，她觉得不能不写，这是一个自我疗伤的过程，而也正是张国荣走了之后，她和很多朋友也重新思考张国荣意味着什么。书中第四章“生命的魔咒”，是洛枫最早完成的一章，这节主要通过精神分析、抑郁症学说、自杀理论来展现张演艺生命最后阶段的死亡意识，“我必须先完成这个部分，才可以继续下去。”

　　洛枫开始整理这几年的媒体报道，她发现在台湾、韩国、内地、日本等报道中，均表示了张国荣对于同志人士的典范意义，很多演艺界人士公开表示“因为有张国荣，他们走得相对容易一些。”对比之下，香港本土媒体则令洛枫感到失望，从对张国荣一味攻讦到他死后的大肆纪念，都有商业化痕迹。

　　从事流行音乐研究的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李正欣曾如是总结张国荣与香港的关系：“张国荣的演艺生涯与时俱进，可算是这个城市的倒影。”“不但反映了香港本土文化的转变，也标志香港这个城市兴旺的一段历史。”而洛枫则认为香港的西化殖民背景、没有政治包袱的轻省、流行文化的主宰意识、文化工业的兴盛环境、漫长而崎岖的性别运动抗争促成了张国荣的传奇。

　　“正因为香港有了张国荣，所以在酷儿运动有了一席之地。”时过境迁，洛枫在校对《禁色的蝴蝶》大陆版时候仍旧感到黯然神伤，这本书原来的名字是《张国荣的艺术影像》，林夕很喜欢，因为终于有人把艺术与张国荣联系在一起，“我希望大家有一天能够承认他的影响力和贡献，他真的做了很多东西，把张国荣看做跨性别、跨地域、跨时代的艺术家。”

　　酷儿——“酷儿”（queer）由英文音译而来，原是西方主流文化对同性恋的贬称，有“怪异”之意，后被性的激进派借用来概括他们的理论，含反讽之意。

　　对话洛枫——免于时间的侵蚀

　　又是4月1日。

　　这是洛枫每年都刻意回避却难以忘怀的日子。幸而，偏居香江一隅的她尚可煮字解忧，随着《张国荣：禁色的蝴蝶》由广师大出版社出版，从几年前书写这部书开始，她就明白，自己是为所有华人世界而写。

　　三文：张国荣过身之后，纪念文章不少，但是放在酷儿理论的框架之内还是比较少，你觉得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你要写这本书呢？

　　洛枫：香港社会看起来很开放，实际很保守，还是一个“恐同”的社会，觉得“同志”还是洪水猛兽，而且香港做“同志”研究的也比台湾少很多，这和过去的殖民地属性一脉相承。此外，保守者始终还有市场，我这本书以前曾经给过其他出版社，他们也不敢出。我从小到大喜欢他，他的死对于我打击很大，我必须要GIVE OFF， 写作是自己疗伤的过程；同时，社会越不喜欢，我越要帮他讨回一个公道，我没有别的可能性帮他讨回公道，只能写文章。我希望大家有一天能够承认他的影响力和贡献，我也觉得大家应该把他看做一个艺术家，而且是跨性别、跨地域、跨时代的。这有可能和内地不太一样，在香港艺人地位很低，不被看做艺术家，总是被媒体丑化。

　　三文：你在书中特别谈到“媒介杀人”的观点，香港也有其他文艺界人士会比较酷儿，比如黄耀明、林奕华、迈克等人，为什么他们受到的冲击没有张国荣那么大呢？

　　洛枫：主要是因为黄耀明他们还是比较小众，张国荣影视歌都有涉足，所以很吸引人注意力，这种注意力有时候是好事，有时候很致命，就像戴安娜王妃案件一样；还有一点，就是张国荣的性格是比较不肯妥协，比如狗仔队跟踪偷拍他，他会回击，这样也容易得罪媒体。

　　三文：你书中谈到一些媒体报道，张国荣生前香港本土媒体好像批评负面比较多，他死后则好像有所改变，你怎么看背后的原因？

　　洛枫：是有改变。比如我家里有《苹果日报》，生前骂张国荣最厉害，但是这次语气立场都变了，前几天用了一整版去介绍张国荣的生平。我不认为这是他们对张国荣看法的改观，而是MARKETING（市场营销），还有评论家在专栏里骂他，这也是因为保守也有市场。香港媒体很商业化，市场要什么，他们就提供什么，他现在变成一个LEGENGD（传奇），大家就这样报道，越这样越暴露他们低层次的媒体操守。

　　三文：对于张国荣、梅艳芳等人的离世，很多人认为香港娱乐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但是你对张国荣评价明显高于其他人，原因在哪？

　　洛枫：梅艳芳作为例子，她的成就是肯定比不上张国荣，虽然她很有天资，也很努力，也创造了很多多变的舞台形象，但是她拍的好电影不是很多。张国荣之所以成为张国荣的原因首先在于他的超凡魅力，其次则是他的自觉consciousness（意识），而梅艳芳没有这样的consciousness。张国荣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已经不按照流行工业的套路去做，他平时也会读很多书，学养很好，别人赶不上。

　　三文：现在书写好，尘埃落定，你怎么看他的最终的选择呢？特别是以这样暴烈的方式。

　　洛枫：我在校大陆版时还是会很难过，大陆版和港版基本没什么区别，只是出于两地习惯，改了一些英文翻译。此前，我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才能完全接受这个人真的已经不存在了的事实。我自己想了很久，为什么这样？发生什么事情？这么爱美却选择这样暴烈的方式？有段时间我试图了解他选择之前的心态，甚至想象过他站在高处的感觉。死亡、他、我之间存在一个三角，我必须要解释才能把书写完。一个人选择自杀是一念之间的动力，在当时情况下，我想他选择这样的样式只是因为这是最快的一个决定，没有时间去迟疑。今天来看，首先我尊重他的选择，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想法与可能性，另外一方面可以安慰自己看不到他老的样子，就像毛尖说的，他早些离开可以使得他免于时间的侵蚀。

偶然_缘分

想看禁色，但是没来得及暂时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不太愿意去看这些书籍，我告诉自己只要欣赏他的歌与影就足够，但有时候却又不自觉的想更了解他，看一本本介绍他的书、文章，就觉得他更加的生动真实起来，原来除了他的作品，更有魅力的是他的整段人生
他最好的作品就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