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荣香港故事：纵然记忆抹不去(2009-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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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张国荣：禁色的蝴蝶》  洛枫 著
来源：天天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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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荣是一个很有自觉意识的演员



   张国荣离世已整整六年，对于很多“哥迷”来说，回望张国荣的舞台表演与银幕形象早已成为一份情结。在这本书中，香港中文大学学者、文化评论家洛枫将张国荣放置在香港多种文化的风云变迁中，勾勒出一个实实在在的张国荣。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故事，更是香港这座城市的故事。

　　待人真诚,

　　眼角眉梢都是情

　　2002年2月，张国荣到香港中文大学演讲，讲述他如何演绎李碧华的小说人物，跟他见面时互道安好，他笑称我做“小朋友”，我戏说“你也不比我年长多少 ”！是的，他看来年轻儒雅，而且谈笑风生，喜欢用幽默机智的言语善意地捉弄人家，眉梢眼角尽是风情，又带着待人以礼的真诚，敏锐于别人的反应与情绪。

　　及后，我向他提了一个问题：李碧华小说《霸王别姬》的第一版，原是对“同性爱”采取宽容、平和及自然的态度，但经由陈凯歌改编之后，却带来影片极端的“恐同意识”，他又如何利用自己的演出艺术，来颠覆影片的恐同意识呢？

　　哥哥的回答是令人动容的，他说他看过原著小说，也和李碧华谈过，但他很能理解作为中国内地第五代导演陈凯歌的个人背景，成长于“文革”的他，处身于仍然相对保守的氛围下，还要面对影片海内外市场发行的顾虑和压力，他有他的难处；而作为一个演员的自己，最重要便是做好本分，演好“程蝶衣”这个角色，同时尽量在影片可以容纳的空间内渗入个人主体的演绎方法，把程蝶衣那份义无反顾的不朽情操，以最细腻传神的方式存活于光影之中，让观众感受和明白。

　　随即哥哥即席示范了两套表情和动作，对比怎样才能透过眼神和肢体语言，反射程蝶衣对师哥段小楼情意绵绵的眷顾。

　　回忆这二三事，重看《霸王别姬》的片断，便能深深觉察张国荣是一个很有自觉意识的演员，明白每个演出的处境，同时更知道在每个处境的限制中能够做些什么，才可让“自我”的演出超越限制而升华存在。他已经不单是一个“明星”，而是“一个真真正正的演员”，这个“演员”的身份，不但见于电影菲林的定格，亦可观照于他在舞台上的举手投足，所谓“演出”，就是给予自己以外的另一个角色活泼灵动的生命，使那角色因自己而存活，也使自己因那角色而蜕变万千不同的姿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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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得太前，仿佛

　　是“时代”的错置

　　一九五六年出生的张国荣原名张发宗，属于战后“婴儿潮”的一代，父亲张活海是洋服专家，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已于香港的中环开设洋服店，售卖的款式都是当时好莱坞最新的时尚，因此特别受到影剧界艺人欢迎，著名导演希区柯克、演员加里·格兰特、马龙·白兰度、威廉·霍尔登等也曾专程光顾。

　　这不单是张国荣童年的家庭背景，也是影响他日后生活的先机，例如出入家庭和店铺的都属于中上层的名人，自少便养成他那份独有的世家子弟风范。此外，家族生意的因缘，也造就他敏锐的时装触觉，以至舞台上大胆破格的形象设计。

　　1971年，张国荣孤身往英国留学，从中四的程度插班开始，其后升读利兹大学，攻读纺织及时装，准备将来继承父业；但后来由于父亲病重，他便停学回港，参加由香港丽的电视举办的“亚洲歌唱大赛”，凭一曲American Pie获得亚军。之后加入电视行业，开展了在丽的电视的演艺生涯。

　　可惜由于丽的电视在香港的广播业上一直处于边缘弱势的位置，因此，张国荣主演的剧集未能为他带来广大的注意，但这些演出的磨炼，却也奠立了他日后电影角色的原型，例如反叛的青年形象、带点异质情愫的坏孩子。银幕上的稚嫩或许未能令他大红大紫，但独特的气质与性格、略带棱角的脸孔与性情，已深深蕴藏他日后从事电影工作的种子。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张国荣除了在丽的电视的综艺节目中演唱外，也曾灌录两张英文细碟《ILike Dreaming，Day Dreaming》，及一张中文碟《情人箭》，但反应和销量均不理想。电影方面，他出道不久即被骗拍下一部艳情片《红楼春上春》，惹来劣评如潮，更严重打击了他的自信心及电影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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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入八十年代初，尽管他仍可在大银幕上演戏，如《喝彩》、《失业生》、《柠檬可乐》、《烈火青春》等，但总是被分派并不讨好的角色。跟他同期出道的陈百强常常担演清纯的学生，相比之下张国荣演的不是边缘少年便是游戏感情的骗子，因此招来传媒与观众对他的责难，认为他本人就是角色的化身。其中由谭家明导演的《烈火青春》，更因触及社会青年男女情欲的禁忌话题而被指意识不良、毒害青少年，导致电影被禁、重检及删剪，而一些矛头也直接指向张国荣的演出——现在回首重看当时的争拗和影片，总发现是谭家明和张国荣走得太前，落后的群众未能接受，而这部在日后被誉为经典的作品，在当时未能为张国荣带来正面的成果，这仿佛是一种“时代”的错置。

　　八十年代可说是张国荣演艺生涯的璀璨时期。流行音乐方面，他在一九八二年加入华星唱片公司，由黎小田监制唱片，连续推出大碟《风继续吹》、《一片痴》等，其中一曲Monica更唱至街知巷闻，他特别设计的舞步和手势，不但成为招牌动作，更是不少青少年争相模仿的对象。其后他陆续推出《为你钟情》、Stand Up等，一方面不断拓阔歌路，一方面又以跳跃动感形象为主，加之“华星唱片”是香港无线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的附属机构，强势电视台音乐节目的出镜率，令他成功地吸纳了不同年龄和阶层的歌迷。

　　1987年张国荣毅然离开“华星唱片”，转投“新艺宝”。如《无心睡眠》、《想你》、《沉默是金》等，更不断攀升各电台、电视播放率的“龙虎榜”，同时成为当时的年度得奖作品，这时候他也开始进攻台湾的唱片市场。

　　电影方面，八十年代后期，张国荣已经开始创造不可取替的经典人物，如一九八六年《英雄本色》中正义而冲动的警察宋子杰、一九八七年《倩女幽魂》中的憨直书生宁采臣、《胭脂扣》里风流倜傥的十二少，是他电影事业的第一个高峰。 　


“谭张之争”——

　　流行文化渗入日常生活

　　“谭张之争”——谭咏麟自七十年代温拿乐队解散后作单人发展，至八十年代时已储积了一定的成就及广大的歌迷，及至张国荣以一曲《Monica》平地一声雷之后，短短数年间声望直迫谭咏麟，无论是演出的机会、唱片的销量，还是得奖的项目、大众的嘉许，张国荣都有后来居上之势，加上他的日本风、跳舞歌及西化形象，更越来越受到年轻一代的追捧，因而逐渐形成恶性竞争的局面，难怪有人曾经戏称“谭张之争”是“一个张国荣追赶谭咏麟的游戏”。

　　可是，谭张二人并没有在公开场合显示竞争或排斥的姿态，斗争剧烈的是他们的两派歌迷，尤其是谭咏麟的支持者，每逢有张的演出都会前来捣乱、喝骂、叫嚣，致使张的歌迷又做出相应的对抗行动，加上传媒的煽动，终演变成水火难容的难堪局面，最后张的唱片公司更被人恶意破坏，而他本人又收到邮寄的香烛冥镪，致使张萌生退隐的念头。

　　1988年，谭咏麟在香港电台主办的“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上宣布不再领取翌年所有乐坛奖项，但两派歌迷的争斗仍没有因而偃旗息鼓，张国荣仍不断受到攻击，真正的停战是要待到 1989年张正式宣布退出音乐事业不再演唱时，才能终止，而在这个时候，张国荣的歌迷会正式解散。

　　观乎这场斗争，可以看出八十年代香港的偶像文化，当时年轻人是人口结构中重要的构成部分，流行文化的产品也拥有庞大的市场和利润回报，歌迷之间的斗争正可体现大众媒介渗入生活的力量，这种力量正逐步代替了传统家庭、学校，甚至宗教的凝聚。


“可算是香港这个城市的倒影”

　　张国荣的生命联系着香港流行文化及历史的盛衰起落，亦唯独是像香港这样不完整的殖民地，才能孕育出像他这样的演艺者。从六十年代流行音乐及时装的西化开始，便已注入于张国荣的风格和内涵，所谓“番书仔”、唱欧西流行歌曲、看外国电影及时装杂志、穿喇叭裤、梳“飞机头”，等等，不让许冠杰与罗文等前一代的歌手专美，张国荣披在身上，更散发一股桀骜不驯的反叛气息，而且富于现代感，比拟詹姆斯·迪恩。

　　八十年代是香港商业经济起飞的时段，也是流行文化及电影的光辉岁月，张的乘时而起，既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形势造就了他的机缘，但也是他的参与和建立，才令香港流行文化的体系与光环得以完成。从“丽的”到“无线”，从“华星”到“新艺宝”，一方面见出他跨越媒体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印证了七八十年代的电视风云，以及八九十年代唱片工业的转型。此外，从谭家明、徐克、吴宇森，到关锦鹏、王家卫、陈凯歌、陈可辛，等等，从香港的新浪潮到中国内地的第五代电影，他合作的导演横跨了时间和地域几个世代的变迁，从他演绎的故事与人物，体认了香港电影工业从实验期、成熟期、本土化，过渡至商业化、类型化，以至艺术的提炼、国际的认同，最后落入转型期、衰退潮及北移的策略。

　　李正欣也指出：“张国荣的演艺生涯与时俱进，可算是这个城市的倒影。”又说：他的一生“不但反映了香港本土文化的转变，也标志香港这个城市兴旺的一段历史”。

　　每个年代，张国荣都为我们留下记忆——八十年代的日本风挟着日剧与“红白歌唱大赛”疯魔香港人，张国荣为我们跳动《拒绝再玩》与高唱《共同渡过》；1987年“中英草签”，张在《胭脂扣》里演出“五十年不变”的爱情承诺与幻灭；1997年“香港回归”，他又在《春光乍泄》里反复念着“不如从头开始”的游戏，恍若历史的魔咒；千禧年前夕金融风暴横扫各行各业与各个阶层，在市道低迷之下他以港币一元的片酬接拍《流星语》，支持香港的电影工业，同时也记录了经济滑落下中产阶级的苦况；就连他的死亡身影，仍牵引这个城市疫症的命脉。

　　○摘编自《张国荣：禁色的蝴蝶》

　　洛枫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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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纪念张国荣
北青网 - 第一财经日报：孙骁骥 (2009-3-27)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我想，虔诚的“哥迷”们或许最能体会到艾略特诗句中的凄悲。6年前的愚人节傍晚，张国荣在香港文华东方酒店24楼纵身一跃，结束了46年的绮丽人生。其实，不仅仅是“哥迷”们，即便像我这样对于香港娱乐圈的是是非非略显“木讷”的人，每年这个时候也不难从网络、电视、报刊之中寻觅到张国荣的影子：泪水、花圈、文字、塑像、纪录片、追思会、艺术展，乃至如今韩国举办的电影节。如此多的人用如此多的形式来怀念一位明星，本身就说明了被怀念的人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力，同时，我们也可从中窥知“歌（哥）迷文化”在今天的某些面向。

　　与一般明星的“身死”有所不同，张国荣的去世不单单是一桩新闻事件，更具有一种文化上的象征意味。洛枫在新近出版的《张国荣：禁色的蝴蝶》一书中深入解读了这一文化现象背后的“语境”。她注意到，很多在张国荣生前对其毫无认识的群众，却在2003年4月之后成为张国荣的追随者，而且数量与日俱增。洛枫将这种独特的“后荣迷”现象解读为“纪念”在文化上的一种“延展”，而网络时代讯息的快速传播更将这种延展升华为“仪式”。唯其如此，这种纪念才称得上一种“文化”，这样的“哥迷文化”才值得我们去纪念。

　　书中，洛枫将张国荣的一生描述为香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众文化变革的缩影。对于很多“哥迷”来说，张国荣的银幕形象早已成为个人心灵史的一部分。而在他经历艺术与人生的浮沉之际，香港也经历了电影的“新浪潮”，电视工业和唱片工业的转型。在这一时期，张国荣成功地利用香港媒体的转型，引领着时尚和大众文化的风气之先。

　　不过，媒体转型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便是传媒“小报化”，这以1995年张国荣复出歌坛为分水岭。此前，香港的娱乐新闻着重消息的发放，对张国荣的报道也相对地集中于电影及音乐作品的讨论。然而在1995年之后，香港报刊开始出现话题性的报道，其中“壹传媒”的记者更开始针对他的私生活穷追不舍，或明或暗地肆意扭曲他的言谈与形象，至千禧年的“热·情演唱会”更达至嘲讽的高潮。讽刺的是，这次受到香港媒体“道德地”挞伐的演唱会，却在日本等外媒得到截然相反的评价。这让人不禁为我们的媒体生态而唏嘘。

　　“成也传媒，败也传媒”，媒体催生了偶像，但同时也具有毁灭他们的力量，“媒介杀人”更是无声无臭的利器。以“大众知情权”作为糖衣的包装，实则行愚弄大众、误导舆论之事，一度被香港的传媒视作理所当然。因此，寄生传媒的“道德家”们对张国荣不公正的谴责，直到他自杀之后也未停息，甚至一度愈演愈烈。事后张国荣的伴侣唐鹤德在《明报周刊》上破例开腔，请求传媒勿再以文字、语言对张国荣进行“鞭尸”；歌手梅艳芳等人更公开要求“还哥哥一个公道”。

　　布迪厄（Bourdieu）曾将文化描述为可以像经济制度一样运作，对资源进行不平等分配的制度。它通过与大众媒体的配合，建构了一种所谓的“高雅”文化，并使之与那些没有获得社会合法性和社会机构支持的“大众文化”区别开来。洛枫无疑是赞同这一观点的。张国荣通过表演和歌唱而创造出的那个无性别差异的“伊甸园”，显然不见容于社会文化中强大的“习惯势力”。由此，受所谓正统思想“潜移默化”的媒体对张国荣刻意的抹黑便是在所必然的了。

　　香港填词人林夕在悼念张国荣的文章《四月一日之后》中写道：“从一九九五年他复出乐坛开始，我替他打造了大量不同风格的歌词……我忽然很内疚，写下了那么多勾引听众眼泪的歌词，究竟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

　　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感到历史似乎总带有某种“后知后觉”。如今人们对张国荣的纪念比什么时候都热烈，仿佛宁愿相信他从未离我们远去。然而，却绝少有人严肃地追问：张国荣的离去“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显然，洛枫在书中尝试了这一“追问”并给出了她的答案。但与谋求“改变”相比，她更希望我们进行反思：在文化的意义上，世间再无张国荣。只有意识到这一点，对于他，我们才可能学会以一种“文化”的方式来纪念。

　（《张国荣：禁色的蝴蝶》 洛枫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