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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07-20 18: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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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mtime网香港电影的秘密群组
“被动”的香港
文/林奕华(香港影评人、作家、戏剧导演) ——此君大家都熟吧?哥哥的中学同学,打那个时候就暗恋哥哥
看罢在香港回归十年前夕推出的《老港正传》,我问一位影评人什么是平凡,他第一时间回答:“被动”。
黄秋生饰演的主角左向港从身份到心态在表面上都不属于典型的香港人。火红的六十年代初,他以左派电影院放映员的身份投身时代熔炉,上街示威、被镇压,但无改对祖国的憧憬和愿景:终有一日他会立足在天安门前。但在经历四十多年后,他有做过什么事情令自己达成愿望吗?答案是没有。他随遇而安、不求进取。
典型的香港人最擅长把握机会,如果很多人都像左向港般,那香港一定不会在短短三十年间造就这许多的富豪和巨星。然而,换个角度来看,左向港和大部分香港人——甚至包括一些成功典范——却有着性格上的共通点:被动。
被动有很多种。左向港是被动的被动。成功资本家企业家的成功便是来自懂得利用港人的被动性格来赚取利益。正因为这个市场的基本性质是被动的,在商言商者自然不会以过于主动的姿态创造新的需求,因而造成市场与大众同时对选择的不热衷——当中谁是鸡谁是蛋却永远说不清楚。
于是,香港的楼盘不管坐落闹市抑或半山,外型一律以“豪宅”为模型;香港的电视剧是出了名的数十年如一日换了剧名不换内容;香港的流行曲虽然不止两个填词人,但不论是谁为歌曲赋予灵魂,每首都离不开自卑自怜;香港的畅销刊物只得两个种类:八卦和饮食男女;香港的电影从周润发到周星驰,都是蒙混过关努力排尾;香港的普及文化在过去三十年来或明或晦所鼓吹的,是成功与否不在一个人有没有见地和学问,而是他有几多受欢迎……
然后,一切“主动”均不过是“主动的被动”。
回归十年,香港明显失去了曾经有过的文化领导力量。由文化明星的殒落与不同领域出现严重断层,均可看见这个城市虽未至于马上变成左向港所居住的天台木屋——人去楼空之后,他常常徘徊于一户户的空房子来缅怀昔日的美好时光——但从香港人往返大陆的愈来愈频繁,当中确有着左向港下一代左忠(郑中基饰),以至他的女友阿敏(莫文蔚饰)的影子:与其说他们是有意识地把香港经验引进内地,不如说是他们不能不北上碰机会。
《老港正传》是借上述两个人物对香港人曾经以“不学无术”为荣的价值观提出省察吗?若从全片的感性重于理性的氛围看来,这个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导演赵良骏给左忠、阿敏以至左向港一家人提供了一个最大的保护罩(也是“香港精神”的金钟罩):一切以“食”(为两餐)为出发点的愚昧或迷失都是不应被苛责的,因为那便是“平凡人”的人生。
假如“平凡”的定义就是我那位影评人朋友所说的“被动”,那《老港正传》里的一家子便是没有选择的“平凡”:当整个社会都是趋向“不要跟别人不同”时,“不平凡”便是要以大众为敌。在香港生活的人不难随时听到以下的几句话:“什么都是假的,有几个钱傍身最重要!”“艺术有什么用?理想值几钱一斤?当得了饭吃吗?”“凡事都没有绝对,一切不过是观点角度问题,见仁见智罢了。”它们的受欢迎程度,反映出香港人的集体信念便是没有信念。
或,把虚妄的幻想当作是精神寄托,终其一生只能以充满情感的手来抚摸,因为它象征了自己那应该实现但没有实现的“梦”。左向港的梦是能到天安门前拍张照片,那本来就不是难度太高的一件事——既无明显对个人意志的挑战,更无反抗强权的必要,惟一关键只是有没有经费。他的失落,或四十年不能愿望成真的原因只有一个:穷。“穷”也许是最被接受的让几许人壮志未酬的理由,但我发现正是在处理“穷”这一点上,《老港正传》像许多港片一般,以语焉不详的方式混淆了主角们的物质贫穷与精神贫穷,譬如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和《功夫》。
该两部周氏作品可说是香港回归十年来最有大陆观众缘的港产片,票房成绩至今无人能破。它们之所以令无数中国人一看再看如痴如醉,是它在“穷”的主题上不作无病呻吟,反之,是义无反顾的实事求是。《少林足球》对现代中国人最大的“意义”,是彻底改写了“理想”一词的解释:它不再是超越物质层次的自我提升,却是为了享有名利而必须学会的决心与手段。看过《少林足球》后如注射了一支强心针的人很多,但被问到片中宣扬的“理想”是什么时,能直接说出其实是赢取到三百万奖金和荣登《时代》周刊封面的人却很少。
《功夫》表面上不如《少林足球》“市侩”,但“周星驰”三个字已是一种身份象征,是以尽管他在电影的三份二又二份一都是扮演Underdog (小人物)。《老港正传》没有交代周星驰对于左氏一家子的影响。理论上他们是同代人,只是由于“现实”在《老港正传》由头到尾都是那么地有欠真实,观众自然不能通过电影呈现出来的社会面貌看见四十年来香港的精神面貌。
接近片尾时,左向港服务的戏院面临结业,左氏一家便藉放映最后一场电影来凭吊一个时代的消逝。导演把镜头摇过左忠、阿敏和她的父母,最后来到放映室的左向港,但见人人眼泛泪光,脸上写着“无限唏嘘”,但引致他们如此感触的电影到底是哪一出?导演美其名给观众留下想象空间而不作交代。纯属形式的这一幕却暴露了电影的最大弊病,刚巧也是香港回归十年面临的最大问题:在被堆砌出来的“情怀”背后,可有着任何实质的内容与信念作为依据?香港人如果只能利用虚妄的“香港情怀”在自我感伤的同时也试图“感动”他人,这样的“香港文化”还将有着多少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如果失去生命和创造力的老戏院就是香港的比喻,银幕上的左氏一家看着的便不是什么电影而是银幕下的观众,流泪眼看流泪眼的寓意更十分明显:在命运之前,我们都难逃感伤,谁叫我们都是“平凡人”?既不想活得平凡,但又只想(能)当个平凡人是香港人的终极矛盾,因为香港人是既想享受不平凡所带来的好处,但又不希望承担不平凡者要承受的责任,是以无厘头主义才会乘势而起,并成为香港人最重要的精神食粮。只是电影中的无厘头到底不足以应付现实中的各种困难和状况,就如一味取巧只会让人丧失争取主动的力量,一旦真要比起学问和独立思考能力时,试问香港人又焉能不是主动不足,被动有余呢?
最近经常听闻港片的内容和风格随着与内地合拍模式的日盛而渐受影响,言下之意是香港影人的主动性以至港片的特色难免会被削弱。真有这种情况的话,恐怕也不只是谁是投资者谁便更有话事权,而是《老港正传》所呈现的香港人特质造成有这么一天:如果香港人不是擅长以崇尚“平凡”自居以掩饰短视和功利的习性,香港电影在最辉煌的八九十年代大可已建立起更完善的创作环境和工业制度——所谓的东方好莱坞。但这个机会明显已随时势的改变而一去不返,致使香港在大中华电影工业所扮演的角色虽不至于是老戏院,但也不再是最前线。
电影以外,其它文化也有相近的迹象。若从回归十年的角度来看,《老港正传》对香港的最大意义,是它让人看见一个问题:感动和思考,为什么香港人更喜欢前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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