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晃侃陈凯歌的往事 白钰谈《霸王别姬》的成功(2006-03-03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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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往事

三联生活周刊:电影圈里好几个人接受我们采访时，都说到陈凯歌回国的“传奇”，说他坐在马桶上，听你报告张艺谋获奖的消息……然后决定要回国。是这样吗？

洪晃:这个故事我也听说过，但不是我传出来的。陈凯歌去美国，前大半年，我还在国内。那时张艺谋做后期配英文字幕，我还专门去了趟西安。后来张艺谋回北京，没有地方住，正好我妈妈有一套房子空着，就借给他住了。我印象是，张艺谋去柏林前一晚，还到我家来辞行。我家楼道黑糊糊的，他走的时候，我还说，“一路顺风”……这个故事传得广，是有点像，但不会这么低级。

三联生活周刊:那真正促使陈凯歌回国的动力是什么呢？

洪晃:公平地讲，张艺谋获奖，当然会刺激他。所以急着回来拍《边走边唱》，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我认为，回国对于陈凯歌，只是为了告诉自己，我还在这个游戏里。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回到那个年代，能够说当时陈凯歌与张艺谋就已经有了竞争之心吗？

洪晃:当时确实感觉有，但我没有具体的例子可以告诉你。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看过陈凯歌回忆美国那段经历，他说那时他最害怕接电话，怕听不懂说不好，陈凯歌的英语水平究竟如何？

洪晃:正常的交流，就像现在我们这样的交流没有问题。他是比较刻苦的人。在拍《孩子王》时，他的英语水平就能够和人交流了，只是当时还有点磕巴。

三联生活周刊:他接受美国亚洲文化交流基金会及纽约大学的邀请做访问学者，有你参与此事吗？

洪晃:没有。我们认识时，就已经有了邀请，也在办理过程中，只是我们好的时候，他差不多办成了。这事跟我毫无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刚到美国的陈凯歌会是什么样子？一般人想象，会想到那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有那么戏剧吗？

洪晃:《北京人在纽约》，那是北京人想象北京人在纽约的故事。不能当真，也不能用来做参考。最初的情况我还真不太清楚，他是先去美国，然后我才去。当时纽约有一个华人圈子，同时，中国人也爱热闹，和陈凯歌来往比较多的有陈丹青、吴天明、谭盾、艾未未，还有胡安夫妇——后来我们接触比较多。当时我在纽约白天还要上班。他的朋友圈子我能够跟他们玩儿，但凯歌跟我的朋友圈子玩不到一起去，我那些小朋友，有公司同事，有从小一道长大的当地人，我们这帮人的话题不会有太多电影内容。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陈凯歌跟美国电影人接触多吗？后来有报道说梅尔·吉普森曾专门到北京拜访过陈凯歌，他们那时认识了吗？对了，伍迪·艾伦不是住在纽约吗？

洪晃:我印象里好像没有什么好莱坞的人。那时候，80年代，好莱坞还是非常主流的时代，没有像现在这样能够主动地汲取边缘的、外国的资源。当时一个叫汤姆·拉底（Tom Luddy）的电影人跟陈凯歌接触比较多。这是通过那部电影《靡菲斯特》的制片，一个德国人介绍认识的。汤姆想弄小电影节，一直在琢磨很多项目——他想请陈凯歌，南斯拉夫还有俄罗斯3位导演各自拍一个《纽约印象》的短片。陈凯歌当时对这个项目很有兴趣，很认真地准备，但这个项目最后也没有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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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那么那些被报道出来的好莱坞明星们究竟是怎么认识陈凯歌的呢？

洪晃:都是戛纳之后。那个年代在纽约，陈凯歌交往的电影人，基本上是好莱坞主流之外的。我想，大约这才是当时陈凯歌真正困惑的来源。在中国，陈无论如何仍在主流之内，去到美国，接触的电影人都是边缘的。如何拍电影？还拍不拍？退一步看，对于陈凯歌，创作激情、系统与环境都在中国，呆在美国干嘛？回去？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陈凯歌还是跟你结婚了。

洪晃:这个比较复杂，其实陈凯歌不是特别想做这件事。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不想结婚，而是那个年代，80年代末，困扰他的更重要问题是留下来，还是回去？我们当时结婚特别简单，跑到纽约市政，一个德国小朋友作证人，就结了。那天晚上，我还要请公司的客户吃饭。即使婚姻，对陈凯歌而言，从面子上讲，他也害怕别人说他不挣钱。至少他怕别人这样说的成分很大。

三联生活周刊:后来还是离了。

洪晃:原因就是性格不合。

三联生活周刊:电影，至少那时候，还是陈凯歌最重大的事情。

洪晃:是。比如你问我陈凯歌、张艺谋的事情，我相信无论当事人是否承认，压力与竞争是存在的。否则，陈凯歌不会那么急忙回去拍《边走边唱》，而且送戛纳，这都是感觉。对于电影，第一，我不想做经纪人;第二，我不想进电影圈;第三，我也不想干制片人。其实，生意场简单;娱乐圈太复杂，都是玩人;我直来直去，也不会玩儿。所以，他们讨论电影的时候，我就自己找自己的玩伴去了。他们说的都是专业问题，在旁边，我像家庭妇女。

三联生活周刊:李安在美国的早期，也是没有机会拍片啊。

洪晃:李安真的让我吃惊。他对美国竟然如此了解。那部《冰风暴》，第一部美国片，拍美国郊区小镇的中产阶级，富有而无聊的生活，这可真是不好拿捏的东西啊。他拍得非常棒。只是这个片子没有那部《美国丽人》轰动而已。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来做个假设，如果陈凯歌真的在美国呆下来，他会成为李安吗？

洪晃:……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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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换一个问题，美国，或者纽约，对陈凯歌有真实的改变吗？

洪晃:不太肯定……如果从表层来看，当然能找到改变的因素。如果从思维、精神气质以及世界观来观察，我感觉没有。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向我们描述说陈凯歌当时看《纽约时报》，看书评版？

洪晃:是。他看《纽约时报》，看书评版没问题。但我确实不知道，这是为了增加他的词汇量，还是真的让他吸收了思想。

三联生活周刊:美国最刺激陈凯歌的是什么？

洪晃:还真有。我这样说，又可能被理解成玩笑与挖苦了。但这是真实的。那个年代，中国还处在物质极度匮乏阶段，而当时的美国——哪个中国人去了，都会强烈地感受物质的丰富。我当时出去时候，也一样，面包、冰激凌……扑面而来。有钱就能占有这些物质，这在当时的中国人，是不可想象的。这时候的陈凯歌，深感自己缺钱。爱钱人有两种，一是葛朗台式的，穿得可以破破烂烂，每天看到钱的数目增加会喜悦;另一种是爱消费。陈凯歌属于后一种。而且他是聪明人啊，识货，又好琢磨，看见一辆好车就走不开。物质诱惑挺大的。

三联生活周刊:陈凯歌喜欢什么样的物质呢？

洪晃:男孩子都喜欢的机械啊，比如照相机;其次是汽车;然后是衣服。

三联生活周刊:衣服？

洪晃:有一年他去柏林电影节当评委，我出差去法兰克福。我那时不是在德国金属公司嘛，去德国出差，然后去会陈凯歌。在柏林一家小店看见一件皮大衣，陈凯歌挺喜欢，比较贵，后来还是买下来了。这大概是我和他在一起，买得最贵的“物质”。

三联生活周刊:仅仅物质诱惑？

洪晃:在美国读中学时，卡丽·塞蒙有首歌《你真虚荣》很流行，我们都会唱。歌词是:

你走进一个派对，像走进一个游艇/你的帽子战略性地倾斜，遮住半个眼睛/你戴了一条杏色围巾，一只眼睛看着镜子/当你注视着自己跳加伏特舞时/所有女孩都梦想她会是你的舞伴/你如此虚荣/你或许想这首歌就是关于你/你如此虚荣/我打赌你在想这首歌唱的就是你/对不对，对不对

我当时跟陈凯歌说，这首歌描述的就是他。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细节很棒。就这么一段歌词？

洪晃:当然还有。但你只能引用这一段，否则别人要对号入座了。

三联生活周刊:美国还给陈凯歌带来什么呢？

洪晃:一张绿卡啊。当然，这样说很刻薄。我自己一直有个理论，希望有人来证实。那就是中国艺术与经济的关系。中国经济增长很快，而中国艺术在外国人那里的价值，比经济增长得更快，做什么都有人来投资。但当艺术增长值快过经济时，艺术就一定会下降。因为艺术是需要沉淀的啊。但艺术家面对物质诱惑，会让他放弃艺术，而转向回报率……这个过程结束后，再转到艺术上来，你还可能回来吗？艺术是个连续性的过程啊。■


电影学院78级同学十年后第一次聚会，大家相互开玩笑，彼此授予一些奖项，陈凯歌得到的是“最佳创伤奖”，他自己说，“意思说我年届四十，头发就差不多全白了（而我的家庭是没有白发史的），我的生命似乎全部消耗在电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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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别姬》为什么成功？


陈凯歌拍《霸王别姬》时候，原本在北京艺术中心做制片的白钰成了陈凯歌的制片主任。他既是陈凯歌的助手，又代表着投资方徐枫，“剧组的大事小情都由我来协调，导演与投资方的沟通，跑北影厂，跑电影局，负责影片宣传”。

白钰说，陈凯歌那时没有太多杂念，进入了纯粹的创作激情，与徐枫讨论的也全是怎样把片子拍好。陈凯歌特别强调要将原有故事改造成自己接受的样子，对剧本的修改成了《霸王别姬》非常重要的一环。编辑芦苇在最早期就进入了《霸》的改编，陈凯歌当时要求人物行为更为生活化，把故事基调定为两个人在五十年间的关系，“它可以是一个跨越了中国五十年的现代历史，又可以很深入地描写这三个人之间的情感关系。所以它既是有关中国文化的，也是有关中国人的，中国社会的”。

1991年的陈凯歌已经有了明确的冲击国际影坛的念头，因此在男主角的选择上，他首先想到的是“请外国大牌明星”尊龙。尊龙在《末代皇帝》、《龙年》里都有出色表演，此片执行导演张进战说，陈凯歌认为尊龙“更洋气，扮相更好”。

但是尊龙经纪公司开出的苛刻条件让剧组闻所未闻，在十几年后的今天，张进战还能一口气列举出当年令他们吃惊的要求。第一，由于不知道开机时尊龙会在哪个国家拍戏，所以剧组必须为他同时定几个国家的机票。第二，尊龙的两只狗要与他同进同出，所以一般的酒店没法入住。第三，必须为尊龙配备两个保镖、两个佣人、一个台词老师、一个普通话老师、一个形体老师。第四，尊龙每天洗脸刷牙必须用外国或香港空运来的矿泉水，更不谈食品饮料，“那个感觉是，中国内地的东西没法让人活”。第五，要配备宿营车，还得有专用的网球场和游泳池。经纪公司提出的要求，也许在明星制发达的今天已不算离谱，但对于第一次与国外明星建立联系的《霸王别姬》剧组来说，“感觉受到了侮辱，大家都在为艺术创作激动不已，却有人这样耍大牌”。

最后由陈凯歌、父亲陈怀皑、摄影师顾长卫、编辑芦苇和张进战组成的五人小组表决，陈凯歌投了弃权票，其他四人一致反对，陈凯歌这才放弃了选用尊龙的想法。后来《霸王别姬》声名大振、尊龙拍完《蝴蝶君》后到中国，通过皮尔·卡丹在中国的代理人宋怀桂认识了张进战。张进战仍然“记仇”，尊龙听罢大呼冤枉，解释说他当初并不知道经纪公司开出的条件，“《霸王别姬》太棒了，我没能参与太遗憾”。张进战说，现在回头想，谁出演男主角又不是那么重要了，“这个戏已经具备了成功的各种因素，一定拍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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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强韧的信心，贯穿了《霸王别姬》的始终。本来不是第一人选的张国荣，却因非常敬业且为人真诚，给了剧组一个大大的惊喜。在剧中饰演程蝶衣徒弟小四的成都演员雷汉回忆到，那时内地还没有演员明星制的概念，影片也很少考虑市场，所以演员压力不大，竞争也不激烈。张国荣带来了香港成熟市场下的演员作风，极端认真，被称为“戏痴”。也有人认为，这部戏的成功，是张国荣以他自己对角色的理解改变了陈凯歌的轨迹，也推动了陈凯歌的艺术思维。

白钰记得，每天中午，演员要从北影厂的摄影棚去大门外吃饭，这点时间张国荣也要利用上。他穿上戏服，边走边甩水袖、练步态，口中念念有词，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张国荣第一次到内地拍戏，练国语台词也是个苦活，每次开拍前他都要拉上张进战，把台词小声地说一遍，让他纠正。入戏极深的张国荣应了剧中段小楼所说“我是假霸王，你是真虞姬”那句话，从眼神到动作，时时刻刻都在体会程蝶衣。白钰说，陈凯歌的信心是在剧本修改、与演员互动当中一步步加强的。

张国荣认真的劲头也和大家互相影响着，白钰说，“我们每天工作的时间非常长，拍完一场戏，演的人过瘾，看的人也过瘾，都期待着下一场”。于是片场“好似一盘流动的活水，每个人都在尽力做到最好”。

说到陈凯歌的做事风格，白钰形容为“先入为主、有备而来”。陈凯歌是个做事特别认真的人，他会提前很久研究剧本，细化到每一个镜头，都事先仔细地琢磨过，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想法。对剧本、演员、化妆、服装、道具都会全部考虑到，比如主要人物需要五十套服装，他会一一过问，对款式、面料、色彩都有明确要求。遇到不同意见，他不会轻易改变主张，习惯的方式是，“我回去想想，想好了再给你电话”。当时陈怀皑作为艺术指导，多数时间静静地在一旁看着拍戏，下来和各位演员协调，也给陈凯歌出主意。“老爷子就像一个救火员，他不会仗着自己的权威现场发话，而是拍戏下来后做很多细致的修补协调工作。”老爷子的这种作用对这部影片的轨迹其实也起着相当的作用。

拍得最辛苦的，除了戏班中浓油重彩吊眼贴片子之外，其实“文革”场面更身心俱疲。“文革”在夏天拍，北京盛暑，酷热苦闷。为了这么场歇斯底里的出卖与被出卖，迫害与被迫害，说不清的三角关系，演员拍得几乎不支倒地。演小四的演员雷汉在“文革”中出场，1962年出生的他认为自己对“文革”体验还不是特别深，“陈导就反复启发我，要演出年轻人那种特别兴奋的情绪，小四在这里找到了出人头地的感觉”。小四与师傅程蝶衣决裂的那一场，他回头的一幕反复拍了多遍，“到底拍了十几遍也记不清了，导演一定要我的决裂有爆发力，所以不断重复地拍，陈凯歌完美主义的性格非常鲜明”。

演员们和陈凯歌的意见也会不一致，不过大家当时都很尊敬这位“学者型导演”，基本会接受他的意见。白钰提到，张丰毅是性格直爽类型，有时候对人物理解不太到位，陈凯歌就一遍遍拉着他看监视器，给他讲戏。张国荣是一位自己爱思考的演员，他认为陈凯歌想制造出一个爱情三角关系，便对陈说，“这明明就是两个男人间的爱情故事，为什么你非要加进这样一个女性角色？”但是张国荣认为陈凯歌仍然给了他相当大的自由，在表演上非常信任他。

记者◎吴琪■吴平

残索

没有张国荣的《霸王别姬》基本上就不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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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哥哥的《霸王别姬》就完全没有了灵魂,怎么可能再吸引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