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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教起源
佛教為印度釋迦牟尼於西元前六世紀時所創立。西元前三世紀中期（戰國晚年），是印度佛教的盛世，摩揭陀國的阿育王派了不少高僧，四處傳教，其中有北至中亞大夏的。大月氏西徙，征服大夏，遂與佛教接觸。
漢哀帝元壽元年（西元前2年），大月氏使者東來，其中有一位博士弟子（太學生）曾跟他受浮屠（佛）經。光武子楚王劉英既好黃、老，亦祠浮屠，並優助沙門。劉英之兄就是明帝，曾遣蔡愔等往大月氏，寫浮屠遺範，於永平10年（西元67年）回到洛陽。天竺（印度）沙門攝摩騰、竺法蘭同來，特為建立白馬寺。譯「四十二章經」，此為中國譯佛經之始。此後西域僧人，來者漸多，譯出佛經將近400卷。
佛法與老子的精神有幾分相近，所以崇老的亦兼尚佛法，浮屠與老子往往並祠。東來僧人或亦樂於依附，以謀便利。不過在東漢時代，佛教的勢力並不甚大。
佛教的盛行：魏晉南北朝時代，佛教在中國已相當盛行。此時佛教已擺脫道術，而與玄學合流。當時一部分佛學家，甚至直接用玄學家有、無、動、靜、有為、無為等觀念。此類佛學家，直可視為玄學中的一派。如僧肇便是此類佛學家的傑出人才。他的「物不遷」、「不真空」諸論，是代表性的作品。由於佛教與玄學的合流，談玄學的士大夫，對佛教乃大為激賞，佛教遂流行於士大夫之間。
印度、西域僧侶的東來與中國僧侶的西行求法，為此一時期極顯著的事實。當時的中印交通，海道由廣州放洋（或由安南、或由青島），經爪哇、錫蘭等地而達印度。陸道經西域、踰蔥嶺，越帕米爾高原、阿富汗斯坦入迦溼彌羅。這兩條路，皆須經歷無窮艱險，而馳行其間者，前後數百年，絡繹不絕。流沙跋涉，風濤萬里，或偃仆途中，含恨以歿，所志未申，事蹟不彰，甚至姓名湮沒，與草木同腐。言及此，不能不對他們起無限的敬意了。當時東來者大抵先至涼州，由涼州東下至長安、洛陽，或由涼州南經巴蜀，東下江陵，以達江東。如取道海上，則經廣州或青島，以至中國內地。至於東來的人數其著名者約有數十人，則已不可考，其中鳩摩羅什是最著名的高僧之一。中國僧侶銳意西行，自晉朱士行開始，迄於隋初，其能稱為高僧而有姓名可稽者，亦約數十人，失傳者蓋不可勝計。其中以東晉佛僧法顯最為有名。他自長安西行，經30餘國，至中天竺（今印度北部），遊學數年，自海道返國，攜回經甚多。法顯是中國僧侶直接留學印度攜經而返的第一人，與唐代的玄奘，可以前後輝映。
譯經的風氣，此一時期，已極為盛行。翻譯佛經，係自漢開其端，惟彼時所譯甚少。自魏晉以後，其風趨盛。如法顯歸國後，即從事於翻譯事業。鳩摩羅什尤其是一位最傑出的翻譯家。他到長安後，指揮門下名僧數百人，在八、九年中（402-409年），譯出經論300餘卷。其譯筆明白曉暢，打破當時的駢儷文體，創出一種樸素流利的文體，不加藻飾，自有真美。其他著名的翻譯家極多。唐代譯經事業鼎盛，皆奠基於此。至於有關佛經的注釋與譯者，此時期出產的作品，也頗可觀。如道安（晉人）即是注釋佛經的始祖。將晦澀難讀或卷帙太繁的佛經譯文，加以注疏與解釋，極有利於佛教的流行。
大乘佛教在此一時期的發展，尤有其重大的意義。佛教在印度，以小乘為正統，大乘為閏位。輸入中國後，小乘流行時期甚短，兩晉以降，大乘即盛行。道安、鳩摩羅什所傳的佛教，都是大乘。小乘專修個人，大乘兼渡他人；小乘不談形而上學（即哲學），大乘側重哲理研究。
佛教輸入中國不久，即擺脫印度傳統，富有哲學色彩，而逐漸減少宗教意味。這不能不算是中國文化一種特殊精神的表現了。
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君主，不少是佛門弟子，南朝如宋明帝、齊明帝、梁武帝等皆篤信佛教。梁武帝信之尤篤。史載其時僅建康一地即有佛寺五百餘所，僧尼十餘萬人。北朝自魏道武帝入中原，即開始信佛，並建築寺院。其後獻文、孝文、宣武、孝明諸帝，莫不信佛。中國人的剃度為僧，始於魏文帝時。孝明帝末年，寺院多至3萬餘所，僧尼眾至200餘萬人。在洛陽城內所建的永寧寺，中有九層浮圖，去地千尺，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上有金鐸120，金鈴5400枚，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聲，聞及10餘里。北魏又累世在龍門山（即伊闕山，在洛陽城內）鐫刻石佛，為數極多，高者達60尺，形態不一，備極工巧。龍門造像石工的偉大，與永寧浮圖土木的壯麗，適相輝映。北魏以下，北齊的幾位君主也都信佛。由君主的信佛，佛教在當時盛行的程度，不難想見。
（來源：環華百科全書）
二、雲岡石窟
山西省大同市西16公里的武州山南麓，有一組精美的石窟群，東西綿延約一公里，氣勢雄偉，這就是著名的雲岡石窟。它是中國最大的石窟群之一，也是世界聞名的藝術寶庫。西元2001年1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布雲岡石窟為世界遺產之一。
據記載，雲岡石窟開鑿於北魏興安二年。現存的主要洞窟是北魏文成帝到孝文帝之間所開鑿的，共53個，可分為東、中、西三部分，此外還有約1100多個小窟，石雕像約51000多個。它在中國三大石窟群中以石雕造像氣魄雄偉、內容豐富多彩著稱。
我們可以按年代早晚將石窟分成三期，三期的造像特徵、窟龕形製、題材布置、雕造技巧各有特色，令人讚嘆不已。
第一期是北魏文成帝請名僧曇曜負責開鑿的，就是現在編號為16至20的五個洞窟。其內有五尊高達十六七米的巨佛。這五個洞窟是雲岡石窟中氣勢最為雄偉的窟群。據說，曇曜五窟的五尊主佛像是當時在位的文成帝下令按照北魏太祖（拓拔珪）以下五帝的尊容雕造的，其中的一位，就是他自己。主佛造像極為精細，就連皇帝身上的黑痣也被強加於佛身。所以主佛顯得冷峻無情而又盛氣凌人，主佛周圍的菩薩、弟子和供養天人，則規規矩矩的各就各位，身價高低一目了然。
第二期開鑿於曇曜五窟之後，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現在編號為第五、第六的兩個洞窟。它們是同期開鑿的一組雙窟，窟前有五間四層是木構樓閣，琉璃瓦頂，巍峨壯觀。第五窟分前後兩室。後室中央端坐著釋迦牟尼的石像，高十七公尺，是雲岡最大的石像，也是雲岡巨佛中出世最晚的一個。最特殊的是它的著裝。在早期的曇曜五窟中，他的同類仍是內著僧祇支，外著袒肩大衣的犍陀羅服式；而他已換上了褒衣博帶的南朝士大夫的裝束。這是由於當時北魏正處於往南遷都的時期，孝文帝強調漢化，也影響到佛祖的服式。窟內四壁雕滿佛龕造像。窟門兩側刻有兩座對坐在菩提樹下的佛像，頂部浮雕為飛天，線條極其優美。第六窟中央雕兩層方形塔柱，高約16公尺，塔柱下面有四層大龕，四面分別雕刻著彌勒佛、坐佛、倚坐佛和釋迦多寶對坐像，窟頂刻有三十三諸天及各種騎乘。東、西、南三壁刻有33幅描寫釋迦牟尼從誕生到成佛的故事。此窟規模宏大，雕飾瑰麗，內容豐富。
第三期石窟主要是指曇曜五窟以西的幾十座規模較小的石窟。因當時北魏已遷都洛陽，統治者已把精力和錢財、人力、物力用於龍門石窟的開鑿，所以第三期石窟多不成形。
雲岡石窟的雕刻技藝繼承並發展了秦、漢時的藝術傳統，吸收並融合了外來藝術的精華，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對以後隋唐藝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中國的藝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來源：王炳權、王洋、彭向陽等著，中國古代的歷史遺跡，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臺北，2001年4月，頁81-83。）
三、龍門石窟
龍門位於洛陽城南約12公里遠的地方。這裡東西兩山對峙，伊河由南向北穿山而過，馳名中外的龍門石窟就雕鑿在東西兩山的懸崖峭壁上。
龍門石窟開創於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前後，歷經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唐、五代、北宋諸朝。兩山現存窟龕2100多個，造像10萬餘尊。就其造形藝術而言，這裡有在雲岡造型基礎上、吸收南北朝文化，把雕刻藝術更提高了一步的北魏諸窟；也有在隋朝統一全國後，融合南北朝文化開鑿的隋代洞窟；還有以奉先寺為代表的唐代洞窟。這些石窟繼承了北魏的優秀傳統，同時吸收了當時西方藝術的優點，形成雄勁生動而又柔和自然的寫實風格。現存洞窟主要有潛溪寺、賓陽洞、萬佛洞、蓮花洞、藥方洞、古陽洞等。
位於西山北部的賓陽三洞，原名靈岩寺，是宣武帝為紀念他的父母──孝文皇帝和文昭皇太后，於景明元年（西元500年）始建的，歷時二十四年才僅僅將賓陽中洞完成，南北兩洞則延至隋和初唐才緒鑿竣工。該洞造型嚴謹，形象肅穆莊重。主佛釋迦牟尼端坐中央，通高84米，二弟子二菩薩並立兩旁，南北二壁各為一佛二菩薩，正面佛和菩薩面相清秀略長，衣紋折疊規則而稠密，表現了北魏中晚期石雕造形藝術的特徵。
萬佛洞因其洞壁雕刻有15000多尊佛像而得名。其主像為阿彌陀佛，端坐在八角束腰蓮花座下。下面有四個力士托承蓮座，型態威武，雄壯有力。在南北兩壁下層各雕刻有一列伎樂天人，手操各種樂器，載歌載舞，是表現唐代音樂雕刻形象的珍品。
位於西山最高處的奉先寺，是龍門唐代石窟中規模最大，藝術最精，最具代表性的石窟。主像為盧舍那大佛，體態魁梧，氣宇軒昂，表情睿智慈祥，面容豐滿秀麗，雙目寧靜含蓄。兩旁為弟子迦葉和阿難，一個嚴謹持重，一溫順虔誠。菩薩端嚴和藹，天王威武有力。這一組雕刻藝術，造像藝術高超，形神兼備，顯示了唐代雕塑藝術的極高成就。
龍門石窟中還有大量的碑刻銘石，是研究中國古代書體變遷的實物資料。著名的龍門二十品和唐代褚遂良的「伊闕佛龕」之碑都是古代書法藝術的珍品。
龍門石窟和雲岡石窟、敦煌莫高窟並稱為中國古代三大佛教石窟藝術寶庫，它對研究中國中古時期的歷史和藝術，諸如繪畫、雕刻、建築裝飾等，提供了極為豐富的實物資料。
（來源：王炳權、王洋、彭向陽等著，中國古代的歷史遺跡，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臺北，2001年4月，頁83-85）
四、敦煌石窟
敦煌地處河西走廊的西端，南接青海，西臨新疆，從漢代以來這裡就是中國西部交通和經濟文化交流的要地。著名的「絲路」就經過這裡。但真正使敦煌聞名於世的是莫高窟。莫高窟座落在敦煌東南40里的鳴沙山東麓，有1000多個洞窟，現在還保存了492個，是中國石窟藝術寶庫中第一大名窟，被譽為「東方藝術寶庫」、「世界藝術畫廊」。
關於莫高窟開鑿的年代，有的說是西晉，有的說是東晉，比較多的人認為是前秦（五胡十六國時期）。相傳前秦建元二年（西元366年），有個叫樂尊的和尚，西遊到敦煌城東南的三危山下，已經是黃昏了。忽然，他看到三危山山峰放射出萬道金光，彷彿有千萬個佛的形狀。他認為這是聖地，就募人在三危山對面的岩壁山開鑿石窟。其實，樂尊看到的金光，是落日的餘暉從山頂的紅色岩石上反射出來的光。從樂尊開始，以後的一千多年裡，人們繼續在此開鑿洞窟，隋唐時達到高潮。開鑿的洞有一千多個，所以莫高窟也叫千佛洞。
走進莫高窟，很容易被無數的藝術珍品所迷住。窟內的塑像千姿百態，大小不一，保存下來有2400多個，此外，還有數以萬計的小千佛。其中最大的塑像是第96窟的彌勒坐像，高達33公尺，氣魄雄偉，外面修建了一座高大的樓房才把它罩住。小的菩薩則只有十幾公分，雕刻得十分精緻。這些塑像，有的秀骨清風，有的肌肉豐滿，有的體態玲瓏，有氣魄雄偉。所用的彩色明暗不一，顯示出不同的藝術風格。其中唐代的塑像較之以往有很大進步，比較注重身體各部分的比例。如菩薩有高高的髮髻，圓圓的面龐，透著微笑，穿著繡滿花朵的天衣，儼然唐代美麗的中年婦女形象。
壁畫是莫高窟最有價值的瑰寶。若用高五公尺的畫面計算，連接起來有二十五公里長，總面積有十二萬五千平方公尺。各個時期的壁畫。風格都不一樣。北魏時的色彩沈著，用筆奔放。隋代的線條流利，用色柔和。唐代的構圖宏偉，色彩豐富，反映了唐代的現實生活。壁畫中的人物有社會各階層的形象；穿戴華麗的地主、衣衫襤褸的平民，服飾不同的各民族領袖，以及深目高鼻的歐亞人士。壁畫的內容反映了社會生活中的各種場面如婚喪、嫁娶、行旅、戰爭、學校、行醫、屠房等。壁畫中的建築有宮殿、院落、城池、寺塔、橋樑等。在這些作品面前，我們既能看到當時的社會面貌，又能看到古代人的高度智慧和卓越才能。
莫高窟裡還有著名的「藏經洞」，裡面有從晉朝到宋朝包括近十個朝代的大量佛經，各種文字的古書、古畫、戶籍、契約、小說、詞曲以及絲織品等珍貴文物。據考證，這些文物大約是北宋中葉藏進去的，外面用泥牆堵起來，牆上還畫了佛像。這些文物對於研究中國古代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以及中物文化交流都具有重要的價值。
由於敦煌地處邊陲，這個藝術寶庫在過去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直到1900年才被當地一個叫王圓籙的道士發現。之後，由於歐美人士的搶劫與破壞，使莫高窟遭到極大的損失。由於敦煌文物十分具有研究價值，在學術界當中還形成了「敦煌學」這一專門的學科。
（來源：王炳權、王洋、彭向陽等著，中國古代的歷史遺跡，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臺北，2001年4月，頁85-87）
五、道教的發展
道教是我國最早的宗教，也是融合華夏傳統思想形態、社會風習的宗教。它的意識、觀念萌芽於周秦（如楚辭中之遠遊、天問），結成於兩漢（如陰陽、方士、黃老），正式出現宗教組織於漢末三國，修正、融合於兩晉、南北朝（如南朝的葛洪、陶弘景，北朝的寇謙之），至唐代，以國教的地位和儒、釋鼎立為三，至宋，又一度被尊為國教；到了元代，新形成的道教教派全真教，頗受朝廷尊崇。即使到了明、清，張天師仍然世襲崇封，而民間生活，更與道教的活動息息相關。
道教的真正創始人，應為東漢的張陵。初形成時，曾數度組織民眾反抗不良政治（如漢末的天師道、五斗米教）。失敗後，由民間打入宮廷（如寇謙之）；由實際的組織層次，轉化為虛幻的天上神仙官府；把對現實的反抗，變為追求生命的延長與苦悶的掙脫。在外族入侵時，它又成為漢文化與儒生的託命之所（如金元時形成的全真教），延續了漢族文化的命脈。
道教是以歷史上的一位神秘人物──老子，來做領袖，在人間並沒有真正的教主。有時可以尊奉帝王為教主（如魏太武帝為太平真君，宋徽宗為道君皇帝）；有時道士也可以自立宗派；同時，山林隱逸也可以潛居修練，自託道家。它的典籍與理論可以隨時擴大包容，吸收他教（特別是佛教）的精華。一部道藏所包含的有秦漢諸子、兩宋理學，還有醫學與兵書，雖然龐雜浩繁，但也保存了許多寶貴的史料（如長春真人西遊記），與古代不傳的學術，供現代人發掘研究。道教的神祇，像道藏一樣駁雜，以致於根本無法整理。
（一）早期道教
道教起源於秦、漢的方士，其遠源則為上古的巫、祝。巫、祝是與鬼、神相交通的人。方士則為道士的先驅。到了後漢，方士改稱道士。道士形成有組織的教團之後，道教的雛形就具備了。
東漢明帝時（58-74年），有一位出身州令的道士──張陵，到四川傳教，自號天師，故其教稱「天師道」；又因入教者需交五斗米，所以也稱為「五斗米教」。道教正式有教團組織自張陵始，故張陵可說是道教的創始人。
東漢末年，張角的「太平道」，是天師道的一個支派。張角起兵（黃巾之亂）失敗後，張陵的孫子張魯，據有漢中。後來張魯降於曹操，但張陵立下的規模，卻傳遍全國，成為日後道教的基礎。張陵的四世孫張盛，移居江西龍虎山，其後代代相傳，稱張天師，以迄於今。
（二）魏晉南北朝的道教
太平道與五斗米教失敗後，道教便轉入地下。一般士大夫亦諱言道教。另一方面，魏、晉的玄談之風，卻助長了神仙長生之說。而身處酷法制下的知識分子，亦容易以道家的思想為避難所。因此，曹魏、西晉之世，道教雖潛入地下，但其影響卻使整個中原彌漫神仙思想，在文學上，也興起了「仙真文學」一派。
道教的基本理論與思想體系，原是由道家與陰陽家蛻化而來。而用來號召下層群眾的，卻是巫祝們相傳的符咒之術。當下層的實際行動停止了，它的思想、理論便由知識分子承擔。東晉的葛洪，開道教丹鼎派一脈，著抱朴子一書，是道教的重要典籍。在抱朴子中，葛洪表示他只重視金丹修煉，排斥太平道、天師道的符咒之術。換句話說，葛洪已把道教的社會性泯滅，而把秦漢以來方士「採藥求神仙」的風氣復活；也就是說，道教再次與士大夫階層結合。
但潛伏地下的道教組織，並未完全解體，在東晉中期，仍曾起兵為亂，其中以孫恩、盧循的亂事最為有名，其規模不下於東漢末年的黃巾之亂。但此後道教未再向統治者挑戰過。
東晉、南北朝之間，繼承葛洪一脈的煉丹修道之士，開始以降神的方式創作道經，較著名的有楊羲及許長史一門。待陶弘景出，創茅山道，把道經編造成有系統的經典，替道教開拓出一個新天地。其中真誥一書，為道教奠基之作，縷述仙真蹤跡，與道經發現的始末。皆說是仙人自撰，傳之楊、許，收入道藏。
南北朝時，南方的道教只有葛洪一脈，由隱居修煉，而漸受朝廷尊崇，但未定為國教；而北方的寇謙之自稱受太上老君之命，「去三張偽法」、「清整道教」，並授其「天師之位」。北魏太武帝為起道場，大加崇奉，並禁佛法，尊道教為國教。寇謙之為北朝道教的中心人物，道教的儀式法規多出其手。
（三）隋、唐的道教
隋煬帝時，對道教頗為尊奉，隋志上說：「大業初，道士以術進者眾。」所謂術，大概是房中術。隋的國祚短，這種崇道的風氣，便傳到了唐代。更由於皇室姓李，和道教之祖老子扯上了關係，於是一躍而成為國教。尤其是玄宗、武宗二朝，尊崇尤甚。唐代公主、宮人，多入道觀為女道士，若干大臣（如賀知章）亦棄官而為道士；道教之盛，可見一斑。
（來源：環華百科全書）
六、清談
「清談」是魏晉南北朝時代流行於士大夫之間的一種風氣，也就是一種拋開現實專尚理辯的談論。這種風氣初起於東漢末年及曹魏時代，其起因約有二端；一是因傳統儒學的衰微。東漢時代的儒學，著重於煩碎的考據，已無義理可言，使思想界幾乎變成真空狀態；而儒者所講究的名節禮法，也漸流於虛偽；都不足以饜學者之望；二是政治的黑暗。東漢末年，宦官軍閥無惡不作，國勢已到絕望地步，自然為有識者所不滿。因此乃有兩種反動思想發生，一是崇法務實的申韓思想，一是率性自然的老莊思想。曹操便是前派思想的代表，他一生始終以法術治國，摧抑豪強，整肅政風。而他的部下崔琰、毛玠之流，也都是法治的倡導者。後者在東漢末年雖然上找不出一個標準的代表人物，但孔融、禰衡一般狂士的言論，已頗與儒家思想相背馳，例如孔融便曾否認父母與子女因血統關係而產生的情感。這種論調，已為魏晉人皈依老莊的先導。至於正式提倡老莊思想的，則為魏正始時代（240-248年）的王弼、何晏二人力說均祖述老莊，並參以周易。老子、莊子、周易，合稱「三玄」，便是清談的主要內容。
由於魏晉政權的腐化黑暗，法治精神始終無法建立，申韓思想日趨衰落，相反的老莊思想卻日益蔓延。一般學者，因灰心於現實政治，為免干犯忌諱，相率以談論哲理為務，因而清談之風大勝，事實上這也是對現實環境的一種消極反抗。王何二人雖為清談的始祖，但何晏尚務實幹，在政治上頗有成績；王弼則因早死而無所表現。其後至嵇康、阮籍等人，正值魏晉易代之際，政風益壞，忌諱滋多，因而他們的清談，漸變成純務玄虛。同時清談者在行為上也更流於放誕，他們通常的表現是縱酒和不尊禮節。例如阮籍曾一連沈醉六十日，母死尚與人奕棋；嵇康則「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甚至有的清談者是經常裸體的。這類行為自然是對禮法的一種諷刺，而所謂禮法也正是當時的篡竊者及其佐命功臣們所加意提倡的。
清談本是對現實政治的一種逃避，嵇、阮等人在政治上均未負過實際責任。但到西晉時代，清談之風竟蔓延到政治舞臺上去，當時不少的達官貴人，一方面手握重權，一方面大談玄理，把兩種相反的事物揉合在一起，造成西晉政治上的種種怪象。從晉室南渡直到南朝時代，清談竟與一般世族的日常生活無法分開，這種風氣對政治的影響是苟且偷安，不務實際；對社會的影響是造成一種消極頹廢的人生觀。王羲之所做的蘭亭序，充滿人生哀樂相隨的感慨，足可以代表當時一般人的心理。東晉南朝的始終不能恢復故土，不能說與這種風氣無關。
初期清談的內容，以老莊為主，東晉以後，佛學也滲入清談的範圍中，與老莊相互發明，以求人生的理解。若干佛教僧侶，每每假借清談，與士流周旋，如東晉中期的支道林，便以清談著名於時，為勝流權貴所崇敬。至於對清談不滿的士大夫，也頗不乏人，西晉時的裴頠、江惇、范寧，東晉初年的應詹、卞壺等，都反對清談；范寧甚至以為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但習尚已成，非少數人的力量所能挽回。宋文帝時，設立玄學館，與史、文、儒並列為四學，清談益盛。梁武帝始崇經學，儒術稍振；但當時的經學，也受清談的影響，只充作談辯之資。直到隋朝統一，清談才趨衰落，但其流風餘韻，卻一直傳到唐朝中葉。
南北朝時代的社會風氣，顯然受到老莊和佛學思想的支配，清談如此，其他風習也多如此。但兩者之外，還有第三種力量影響著當時的社會，便是胡人的風俗。整個東晉南北朝二百七十餘年間，中國北方始終淪於外族，其間北方胡人雖曾大規模的漢化，但胡人風俗也在無形中感染著漢人。胡人習俗再與佛老思想相混合，形成了這個時代中若干獨特的社會風氣，這些風氣都是以往儒家社會中所罕見的。
（來源：傅樂成，中國通史，頁33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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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5-07-09 17: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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