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定陵（北京十三陵明万历帝陵墓考古发掘经过）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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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定陵之主

21岁的青年皇帝，即着手预建自己的陵墓。群臣踏破青山，遍选吉壤；梁子琦争功未成，反遭贬罚之祸。一场场惊险奇特的故事之后，定陵开始了长达6年的建造——
【“吉壤”纷争】
从1582年冬天到1583年春天的几个月，万历皇帝的情绪陷入了紊乱。继张居正之后出任首辅的张四维，洞察主人心理后，经过一番苦思瞑想，终于得到了一条计策，他建议万历修建寿宫，以消除张居正事件引起的不快。万历皇帝欣然同意。
事实上，早在1580年3月，不满18岁的万历皇帝第一次到天寿山谒陵时，就开始考虑建造自己的陵寝了，只是当时担心张居正等人劝阻谏争，所以此次谒陵并未公开提出预建自己寿宫的想法。张四维的建议，正中他的下怀。此时不允，更待何时？于是，在张居正病故仅七个月后，他就急不可耐地发布谕旨：“朕于闰二月躬谒天寿山，行春季礼并择寿宫。”
许多年之后，人们才真正明白，对于刚刚步入21岁青春年华的万历皇帝来说，这一看似奇特的抉择，当然并非是他认为自己死期临近。有研究者认为张居正的去世，使他越来越感到群臣阁僚们并没有把皇帝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把他当作一个机构来看待。万历虽然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但并不缺乏清醒和机灵的头脑。如果仔细地回忆万历的人生，就不会遗漏这件事以及万历在这件事情中所表示的思想脉胳及人生感悟。那是1583年春，恰值三年一度的会试，按照传统，皇帝要亲自主持殿试。这次策文的题目出人意料地竟多达五百字。他询问那些参加会试的举人，为什么越想励精图治，后果越是大臣更加腐化和法令更加松弛？
答案显然是无法靠几个参试的举人能准确地找到的。此时的万历皇帝陷入了更加沉重的精神重压中，他唯一的希望和寄托，就是接受这精神上的活埋。
这次预筑寿宫出乎万历意料的是，不但没有遭到廷臣的劝谏和阻止，反而得到了极力迎合：“我皇上欲因春礼预择寿宫，宏度卓识，其与三祖（明太祖、明成祖、明世宗——作者）同符。臣等不胜钦仰。”
对廷臣如此迎合的态度，这是万历皇帝所始料不及的。事实上，直到他死也没弄明白，为什么廷臣在他所干的其他事上，横加干涉、屡屡进谏，而对此事却如此宽容和谅解？也许，群臣们认为，此时的皇帝已经不折不扣地取得了列祖列宗的地位，足以让后代的人们崇敬。同时，他虽正值青春年少，但是已为人君而且御宇十年，具有足够的资格当此殊荣了。
根据张四维的建议，此项工程参照明世宗在嘉靖十五年选择山陵的惯例，先命文武大臣带领钦天监及通晓地理风水之人，前去天寿山先行选择“吉壤”二、三处，以便于皇上在谒陵过程中钦定。
1583年2月4日，礼部首次派遣祠祭署员外郎陈述岭、工部派出督水司主事闫邦、钦天监监副张邦垣、阴阳术士连世昌等人，赴天寿山先行勘踏选择。
陈述岭一行来到陵区以后，开始了紧张而认真的勘察，足迹遍及陵区大小山丘、平原河流，经过一番冥思苦索地选择之后，于2月14日返回北京。第二天礼部向皇帝呈奏了他们的选择方案和图示，礼部题：“据祠祭员外郎陈述岭会同工部督水司主事闫邦等先诣天寿山，四顾相视，择得永陵东边一地名谭峪岭，昭陵北边一地名祥子岭，东井南边一地名勒草洼，俱为吉壤。”
万历皇帝览阅之后，急命定国公徐文璧、内阁首辅张四维、司礼太监张宏及通晓地理风水的内外大小官员同去校勘。
徐文璧一行来到陵区，按图示登上谭峪岭，俯首观望，整个陵区尽在眼底。虽是二月早春，草木尚未发芽吐青，但置身山中，却分明感到一股春天的气息迎面扑来。每到太阳初升的早晨和日落的黄昏，山下的青松翠柏之中便升腾起茫茫白雾，春风荡过，白雾飘缈起伏，在殷红的霞光中闪烁着彩绸般的光泽。青松、霞光、白雾恍如人间仙境，的确是兴建寿宫的好地方。
徐文璧一行看过谭峪岭，又先后来到祥子岭和勒草洼勘察。这里虽然和谭峪岭不同，却也有独特的风格和不容忽视的地理特点。就总体而言，和谭峪岭难分上下。
二月底，徐文璧、张四维等人回京，向皇帝呈奏：“三处地址确为吉壤。”
三处俱吉，自然不能俱用，只能从中选择一处，作为寿宫之地；而这个选择，只能由皇帝自己钦定。于是，万历假借恭谒山陵行春祭礼为名，决定在闰二月十二日进行第二次“谒陵”。
圣旨一下，朝廷内外一片忙碌。礼、工、兵各部，按照自己的职责，仔细地做着准备。到闰二月九日，突然狂风大作，黄尘蔽日，群臣无不惊慌失措。内阁首辅张四维认为天时不利，前行无益，并引用明太祖朱元璋的《祖训）“谨出入”条，谏止皇帝放弃这次“谒陵”。万历选择“吉壤”心切，不顾张四维的阻谏，毅然传旨：“已将成，不敢中止”，决定继续前行。
闰二月十二日，狂风渐小，红日初露。万历皇帝由定国公徐文璧、彰武伯杨炳护驾，“率妃发京”。御驾前后，由镇远侯顾承光、左都督李文全，勋卫孙承光，统率佩刀五府军卫官30名，大汉将军300名，其他武装军校四千余人，浩浩荡荡，向天寿山行进。
御驾尚未出动，京城便开始戒严，每座城门都由一位高级文臣和武将共同把守。皇弟潞王当时尚未成年，即参加戒严事宜。他的任务是把铺盖搬到德胜门的城楼上居住，密切监视御驾必经之路。这支声势浩荡显赫的队伍到了郊外，皇帝及其家室住在沿路修起的佛寺里，其他随从人员则临时搭盖帐篷以供歇息住宿。在几十里路途上，一些地方官、耆老及学校的教官被引导在御前行礼，不能稍有差错。
万历发京的第二天，在由沙河巩华城赴天寿山的路途之中，皇帝的备用“飞云辇”，不知何故突然起火。侍卫们赶上前扑救，总算保住“飞云辇”，未酿成大灾。这次事故，群臣再度大惊失色，议论纷纷。张四维认为，这是“上天的警告”，即劝万历停止前行，但未得同意。
十四日，队伍到达陵区。万历此行的目的是很明显，主要是寻觅及视察他自己的葬身之地。既然以谒陵为名，那么谒祭在所难免，种种仪式自然应当周到齐备。因此，在出发之前，礼部必须斟酌成例，拟订各种详情细节，有的陵墓由皇帝亲自祭谒，有的则由驸马等人代为行礼。十四、十五两日，万历在拜谒完长、献、景、裕、茂、泰、康、永诸陵之后，还要亲祭长、永、昭三陵后边的主山，后经张四维谏阻，才勉强作罢，只命驸马等人去代行祭礼，以示诚意。
十六日，万历率队依次到祥子岭、谭峪岭、勒草洼三处详细察阅后，对三处地址皆不满意。十八日，万历回宫，并立即谕礼、工二部及钦天监诸官，再去选择二、三处来看。礼部见皇帝如此挑剔，心中不快，即呈奏万历：“臣等既已寡昧，请允许张邦垣多带些通晓地理、风水之人，共同前去踏勘，唯此才能选取更多吉壤供皇上选择。”对于这个奏本，万历自然深知其中之意，但他未露声色，当即给予允可。并谕令：“凡在京有谙晓地理风水的内外大小官员，都可到天寿山参与实地踏勘。”
万历的这一谕旨，不但未给礼、工二部带来方便，反而加深了选择“吉壤”的难度，以至最后矛盾重重，并生出许多阿谀逢迎、令人捧腹的可笑事件。
【激烈的交锋】
就在礼、工二部重新组织人马，紧锣密鼓地赴天寿山再择“吉壤”之际，有个名叫梁子琦的通政司左参议，感到建立奇功的机会到来。于是向万历陈奏：“臣子琦自幼深晓地理风水，请命臣前去天寿山选择吉壤。”
万历览奏后大喜，想不到本朝还有这么多的奇才，急命梁子琦随礼、工二部一同前往核视。梁子琦获悉皇帝对自己的陈奏和才华十分赏识，便在实地踏勘中别出心裁，处处与礼部郎中李一中、工部郎中刘复礼、钦天监监副张邦垣及术士连世昌意见相反。礼工二部及钦天监等人从东山口至九龙池逐一察看，终于选中了形龙山、勒草洼前、大峪山、宝山、平岗地、黄山岭等六处“吉壤”；梁子琦个人择得黄山一岭、黄山二岭、团山、珠窝圈、石门沟山、蔡家山、长岭山、景陵左山等八处。三月二十三日，礼部尚书徐学谟，将本部及钦天监择得的六处和梁子琦个人择得的八处，一并呈给万历皇帝。万历览奏之后，谕令部、工二部再行实际踏勘，从十四处中选择最上吉地三、四处并绘图来看。
四月三日，礼部尚书徐学谟、工部尚书杨巍，通过四处遍阅实地比较之后，认为形龙山、大峪山、石门沟山三处“最吉”，梁子琦得知自己选择的石门沟山被列为“吉壤”，内心十分欣喜，仿佛看到大明帝国的高官厚禄就在眼前了。
令梁子琦遗憾和痛恨的是，首辅申时行的出任，使他失去了这次加官进爵的机会，最终落得贬职闲居的下场。
张四维继任首辅不到一年，父亲不幸病逝。张四维无法像张居正一样，再来一次“夺情”，只能离职守制，在此期间，申时行代理首辅。但是张四维在居丧将要期满之时又突然患病不起。恰在这时，比申时行资深望重的大学士马自强和吕调阳也先后病故。命运之神自然地把这位资历最浅的大学士推到了政治舞台的前边。
申时行和张四维不同，他以才干取得张居正的信任，而不是以谄媚奉迎见用。张居正死后，他承认张居正的过错，但并不借此夸大他的过失，作为自己上台的资本。他和张四维的差异为同僚所深知，也为皇帝所了解。
七月二十二日，万历皇帝谕令内阁首辅申时行、定国公徐文璧、司礼监太监张宏前去陵区核视。两天后，申时行等人回京。
八月二十四日，定国公徐文璧、大学士申时行呈奏：臣等谨于八月二十一日恭诣天寿山，将择过吉地逐一细加详视，尤恐灵区奥壤伏于幽侧，又将前所献地图自东往西遍行复阅，随据监副张邦垣等呈称，原择吉地三处，除石门沟山坐离朝坎，方向不宜、堂局稍隘、似难取用外，看得形龙山吉地一处，主山高耸，叠嶂层峦，金星肥员，木星落脉，取坐乙山辛向，兼卯酉二分，形如出水莲花，案似龙楼凤阁，内外明堂开亮，左右辅弼森严，且龙虎重重包裹，水口曲曲关阑，诸山皆拱，众水来朝，诚为至尊至贵之地。又见大峪山吉地一处，主势尊严，重重起伏，水星行龙，金星结穴，左右四铺，拱顾周旋，云秀朝宗，明堂端正，砂水有情，取坐辛山乙向，兼戊辰一分。以上二处尽善尽美，毫无可议。
梁子琦得知此情后，恼羞成怒，认为这是首辅申时行与礼部尚书徐学谟故意与自己作对，盛怒之下，上疏皇帝攻击徐学谟，奏称申时行与徐学谟本是儿女亲家，“附势植党”，故意不给皇上选择最上“吉壤”。
万历见到梁子琦的奏疏后，大怒，立即将徐学谟罢职。申时行见此情景，感到形势严峻，大祸欲临，只得上疏奏辩，并联合礼、工二部及钦天监重臣，一起揭露梁子琦在踏勘过程中好刚使气，固执偏狭，自以为是，不顾吉凶等罪行。由于申时行的特殊地位和在朝廷的威望，他们的陈奏自然使万历皇帝坚信不疑。于是，当即谕旨：“子琦挟私渎奏，夺俸三个月。”
梁子琦的陈奏，使徐学谟被罢职的同时，自己也遭到了惩罚。然而，这个惩罚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信号，不久之后，还将有更大的灾难落到他的头上。既然他已触犯了这个强大的官僚集团，就必须付出终生代价。
九月六日，万历皇帝再次以行秋祭礼为名，率后、妃进行第三次谒陵。九月九日，万历亲登形龙山、大峪山主峰阅视，经过反复比较之后，谕旨内阁：“寿宫吉壤，用大峪山。”这里所指大峪山，原称小峪山，真正的大峪山在昭陵主峰。因万历忌讳“小”字，便不顾与父皇昭陵的大峪山重名，将“小”改“大”，小峪山变成大峪山。
九月十九日，礼部上疏，认为陵址既已选定，就应该钦定日期营建。但万历仍然不允，非要待两宫圣母看后才能确定。为此，御史朱应毂以谒陵耗费太巨，陈请两宫太后不必再去阅视，但仍未得到万历皇帝的允可。
十一月十三日，在首辅申时行的暗中指使下，贵州道试御史周之翰再次上疏弹劾梁子琦说，已奉皇上谕旨，寿宫定在大峪山下，可见徐学谟当初对皇上并未欺罔。徐学谟既已被罢职，梁子琦岂宜独留？
万历皇帝览奏之后，立降梁子琦为右参议，令其闲住，永远不许起用。
梁子琦接到圣旨，悲愤交集。落到今天这般地步，是他始料不及的。也只有在此时，他才真正知道面对这个强大的文官集团，他所要做的是什么。
1584年9月13日，万历皇帝奉两宫太后并率后、妃进行第四次谒陵。16日，万历与两宫太后亲登大峪山主峰阅视。两宫太后也一致认为大峪山最“吉”。
至此，近两年的“吉壤”纷争，总算告一段落。
【破土大峪山】
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月初六卯时，大明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寿宫，正式在大峪山下破土动工。
兴建陵寝是本朝头等大事，有司职责所系，组成了一个专门机构。成员有尚书三人，司礼监太监和高级军官数人，定国公徐文璧、内阁首辅申时行总营建造事宜。军官之所以参加这个机构，是由于大量的土木工程需要兵士的体力。徐文璧是开国勋臣徐达之后，各种重要的礼仪都少不了由他领衔指点，而全部的筹划经营无疑还要由申时行一人承担。
在这之前，礼部曾按照万历皇帝的意图上疏奏请：山陵依永陵规制营建，“规制尽美，福祚无疆”。
所谓依照永陵规制，就是占地面积要宽广；地下玄宫仿九重法宫之制；明楼用预制石件构成；宝城垛口，殿堂、方城、地面等处，均用花斑石铺砌；宝城之外，再筑一道外罗城；大木、砖石等物料，必须按照标准严格选验。
永陵为万历祖父嘉靖皇帝朱厚熜的寿宫。他在位长达45年，陵寝也在生前预建，规模较大，建筑也比其他陵墓华丽壮观。永陵陵院长度为289．2米，宽149米；宝城坟冢面积为51，687．2平方米；陵院面积为41，170．8平方米；不计外罗城内的总面积为92，858平方米。而定陵陵院长度为317．5米，宽150．3米；宝城坟冢面积为41，526．5平方米；陵院面积为42，935．9平方米；不计外罗城内的总面积为84，462，4平方米。
永陵的总面积虽比定陵大8，395．6平方米，但定陵的陵院面积却比永陵陵院大1，765．1平方米。因而，今天的观光者，假如有心把永、定二陵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定陵比永陵显得更为宽大深邃，这充分反映出万历皇帝对自己寿宫建造要求，也显示出定陵设计者匠心独具的聪明才智。假如把定陵和仅隔一里的万历父亲穆宗的昭陵相比，就更显出定陵的博大宏伟与昭陵的渺小拘谨。这一点，在定陵预建初期就为群臣所察觉，并引起一阵争议。当时的侍读讲官朱赓曾向万历谏奏：“昭陵在望，制过之，非所安。”对于这个忠恳之谏，万历未予理睬，依然谕令工部按原计划修建。
所谓九重法宫之制，是指我国古代帝王居住和祭祀的宫殿规制。它以纵横各三，形成一个棋盘型的九宫平面图。在九宫当中，中央一宫称太庙太室，中上称玄堂太庙，中下称明堂太庙，中左称总章太庙，中右称青阳太庙，四角四殿称作个室。定陵建成的三百年后，从发掘的地下宫殿看，虽然它的个室已经省略，但其基本规制依然是九重法宫的格局。
十三陵除永、定二陵以外，其余诸陵明楼的楼顶部分全是木质结构，因此经不起风雨剥蚀，都已严重损坏。今天看到的长、景、献三陵明楼，则于1935年和解放初期修缮而成；而唯独永、定二明楼，虽历经四百余年而安然无恙。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整个明楼顶部，包括额枋、斗拱、飞子、檐椽以及又宽又长的角柱，全是由全白石所雕琢的预制石件组成。这种由预制石件建造的明楼，在明朝的所有陵墓中，仅此两座。
既然按照永陵建制，花斑纹石自不可少，宝城垛口，明楼地面，都是花斑石。此石由多种颜色的鹅卵石经过地壳变动，受到高温高压以后，再生而成，当时仅在河南的浚县能够采到，不远千里，运来应用。这种岩石，虽然五颜六色光彩灼目，但却没有纹理，质地坚硬，雕琢十分困难。开采时，只能按最大尺寸开成毛材，然后用手工反复研磨，其费工耗时，可以想象。据（帝陵图说》载，定陵所用的花斑纹石做工极细，“滑泽如新，微尘不能染”、“光焰灼人”。
明朝诸陵，在永陵之前都没有外罗城而只设宝城。永陵建成后，嘉靖皇帝前去巡察，对陵园建筑不太满意，便问工部尚书：“此陵完工否？”工部尚书领悟皇帝的用心，随机应变道：“尚有外罗城一道未建。”嘉靖走后，工部立即命人在宝城之外又补加一道外罗城。于是这道外罗城便为他的皇孙万历所效仿。定陵的外罗城和永陵一样，略呈椭圆形，城墙高厚而坚固。三百年后，从城墙的遗址仍然可以看到当初的雄姿风采。
定陵自1584年10月6日开工，每天直接进入现场施工的军民夫役和瓦木石匠达二、三万人。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陵园工程已有相当进展。但到1585年8月初，太仆寺少卿李植、光禄寺少卿江东之、尚宝司少卿羊可立三位大臣，突然上奏万历皇帝：
“大峪非吉壤。时行与已故尚书徐学谟亲昵，故赞其成。憾尚书陈经邦异议，故致其去。”
三位少卿素与申时行不合，想借此机会，给申时行难堪，并替因反对申时行而被贬职的陈经邦鸣冤。面对此情，老谋深算的申时行自然不会相让，立即向皇帝陈疏自己的观点，使刚要偏向于三位少卿的皇帝，不得不作出另一种选择：“阁臣职在佐理，岂责以堪舆伎耶！夺三臣俸半年。传谕内阁：大峪佳美毓秀，出朕亲定，又奉两宫圣母阅视，原无与卿事。李植等亦在扈行，初无一言，今吉典方兴，辄敢狂肆诬诟。朕志已定，不必另择，卿其安心辅理。”
此前，少卿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曾在参奏张居正和冯保中受到万历皇帝的宠幸，并得到首辅张四维的青睐。正当他们青云直上之时，却遇到了以前的劲敌申时行。他们每个人心中都十分清楚，不扳倒申时行，不但前程无望，后果也不堪设想。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们才冒险进谏，想不到制敌未成反遭敌击。对于这次的失败，他们自然不会善罢甘休，既然阵势已公然摆开，就必须杀个鱼死网破。他们在悄悄等待时机。
时机终于来到了。
8月27日，在宝城西北角的地下发现了大石块。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
如果说上次的疏奏过于直白，那么现在证据在握，正是扳倒申时行的绝好时机。于是，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会同钦天监张邦垣立即向皇帝陈奏实情“寿宫有石数十丈如屏风，其下皆石，恐宝座将置于石上”。并提议宝城地址前移，以躲过石块。
万历阅奏，大为震惊，急令徐文璧、申时行前去察看。8月29日，二人看毕回京，向万历陈奏：“宝城西北地下确有石头，陵址是否前移请皇上酌定。”
万历心急如火，这次他再也不以行秋祭礼为借口去天寿山了，而是直接了当地传旨说：“朕闰九月初六日再阅寿宫。”
闰九月初八日，万历皇帝草率拜谒完长、永、昭三陵以后，即去大峪山阅视自己的寿宫。
此时定陵兴工已整整一年，除重要的物料堆存在昭陵神马房和西井两庑之外，其他砖石物料，在寿宫现场堆积如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万历在闪念间谕令更改陵址，将会造成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更为严重的是，山陵选在大峪山，徐文璧和申时行起了关键作用，如果更改陵址，意味着他们严重失职，也进一步给李植等人提供把柄，后果可想而知。徐文璧、申时行不愧是政坛老手，在这紧急关头，立即串通礼、工二部尚书，一齐向万历陈请不必再更改陵址。但万历对此却不予理睬，形势进一步恶化。
第二天，万历皇帝在黄山岭、宝山、平岗地、大峪山之间亲自往返阅视两次，仍下不了决心。在这紧急关头，申时行拿出看家本领，再次向皇帝陈请不必再改陵址，并针对三人上疏中的“青白顽石”的词句辩驳道：“李植等说青白顽石，大不是。大凡石也，麻顽或带黄黑者，方为之顽。若色青白滋润，便有生气，不得谓之顽矣。”万历琢磨再三，终于同意了申时行的申请，并传谕旨：
“朕遍览诸山，惟宝山与大峪山相等。但宝山在二祖（明英宗裕陵、明宪宗茂陵）之间，朕不敢僭越，还用大裕山。传与所司，兴工事无辄改。”
徐文璧等人一听“无辄改”，紧张的心情才平静下来。由于申时行力挽狂澜，才使他和他的官僚集团，再次站稳了脚跟。
李植等人见皇帝“无辄改”陵址之意，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决定孤注一掷，冒死再向皇帝陈请。说“宫后凿石数十丈如屏风，其下便如石地。今欲用之，则宝座安彻石上，实不吉利。”
而御史柯挺等人见大势已去，急忙见风使舵，由先前上疏宝山最吉，立即改为：“大峪之山万马奔腾，四势完美。殆天秘真龙以待陛下”
这纷繁的角逐以及反复无常前后不一的态度，搞得万历心烦意乱十分恼火。即召申时行至行殿问道：
“兹事朕自主张，而纷纷者何？”
申时行趁机以解释为名，在反对派的背后猛刺了一刀：“以陵址选于己，沽名钓誉，以示于后。”
万历一气之下，渝令李植调外地任职，柯挺夺俸三个月，张邦垣因对地下有石块大惊小怪，夺俸四个月。
为避免群臣再度纷争，万历传渝：
“今廷臣争言堪舆。彼秦始皇葬骊山，亦求吉地，未几遭祸。由此观之，选择何益？朕志定矣，当不为群言所惑。”
从1583年2月4日，祠祭署员外郎陈述岭等人开始踏勘，到1585年闰九月初九，万历谕令陵址“无辄改”为止，历经两年半的时间才把陵址最后确定下来。
【辉煌的陵园】
四百年后的今天，人们走进这座陵园，所得到的第一感觉依然是它的辉煌与壮丽。面对一块块雕刻精美的巨石和华丽壮观的地下宫殿，感叹之余，不免对当初的建造者有如此精湛的技艺而感到惊诧。因为它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建筑风格与艺术之精髓。这是中华建筑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杰作。
兴建定陵的建筑物料，主要是城砖、巨石、楠木和琉璃制品。由于陵墓规模宏大，工艺要求十分精细，所以对建筑物料的选验就显得格外严格。
定陵用料最多的当属城砖，其产地主要是山东的临清。这里地处黄河下游，又是京杭大运河的必经之路，土质优良丰厚，交通便利，是制砖和运输最为理想的地方。自黄土高原流失下来的粘土，经过千里浪淘淤积到临清以后，已经变得质纯无沙、细腻无比。制砖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将泥土挖出，经过冬季冷冻，春天化开晾晒，然后过滤，长期浆泡、摔打、制坯等多种工序，最后才烧制成砖。这种砖长0．49米，宽0.24米，厚0．12米，重24公斤，抗压系数大，质量极好。为便于检验，每块砖上都打有窑户、作头匠人、年月等标记。查验不合格者，一看标记便知出自何窑何人之手。因为此砖色灰稍白，故称“白城砖”。早在万历二年（1574年）四月，此时虽然没有大的工程项目，但已开始谕令临清各窑，每年为皇家烧造白城砖120万块。
除临清外，河北省武清县也曾烧制白城砖。武清县烧制白城砖始于万历二年（1574年）九月，宛大县民王勇上奏说：“今有武清地方，土脉坚胶不异临清。去京仅一百三十余里，较临清近两千余里，一改兴作，不但粮船、民船不苦烦劳，抑且为国节省，生财实效。”经工部校议，令武清每年烧造30万块。自定陵动工后，两地的烧造数量又有大幅度增加。
除白城砖以外，还有供殿堂铺地用的铺地方砖。它只产在江南苏州。其烧造工艺，比之白城砖更为复杂。泥土必须久经浆泡、筛箩，犹如河中淘金，故有“金砖”之称。其质地之细腻，砖面之光滑，为世之少有。可惜因工艺失传，今天再也无法烧制了。
砖料的运输，多采用囚犯专职从事。这种运输，文献记载最早见于永乐七年（1409）六月。连绵的出征漠北，俘虏了大量的瓦刺军人，他们被带到关内之后，大多做搬运之类的苦力。城砖的运输便是一项重要内容。除此之外，来往于大运河中的粮船、商船也义务为工地带运。在当时的京杭大运河内，无论是专职为皇家运粮的漕船，还是商贾民人的私船，只要通过苏州和临清，都要为皇家带运一定数量的砖料。到达京东通州以后，再由车户走旱路运往天寿山。1584年12月，工部郎中何起鸣，陈请在夏季水涨季节，将砖料直接运往小汤山以南或沙河朝宗桥以东。由此以来，船队运输就将京杭大运河的北端一直伸延到了沙河巩华城下。
定陵的兴建，给京杭大运河中的船工商贾带来沉重的负担，从而引起这些人的怨恨与不满。纷纷要求停止无偿运输城砖。一五八七年，也就是定陵动工三年之后，工部陈奏万历皇帝，请求船只减免载砖事宜。万历没有允可，只是作了一些补充规定：
“至于带砖一节，寿宫用砖方急，理应照旧，待落成之日，每船量减四十块，以二百块著为定例。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各有白银，其免税带砖及减派船价。”
事实上，定陵完工后，这种载砖方式还没有取消，并一直为后来的大清帝国所沿用。
定陵之所以构成如此辉煌的整体，与它所采用的巨石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些天然巨石的存在，才使定陵陵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和磅礴非凡的艺术造型。它在给人以艺术享受的同时，不禁使人回归自然的画廊之中，既漂浮于尘世之外，又仿佛进入生命本体的境地。
定陵所用巨石，大部分来自房山县大石窟，主要有青石、白石、汉白玉等数种，在几十万块大石中，最重的可达上百吨。如此大的巨石，给运输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为石源来自大石窝，只能采取旱路运输。定陵修建时，巨石全由旱冰船进行人工拽运。其方法是每隔一里之遥，在地下凿一深井，冬天到来时，将水打出，泼在路面冻成冰被，巨石沿冰路滑行，到达天寿山。当时从大石窝往京师运送长三丈、宽一丈、厚五尺的一块巨石，就需要民夫二万人，用时二十八天，耗银十一万两。如果运往天寿山，其人力、时间、耗资还需再加一倍。嘉靖十六年（1537年），工部尚书毛伯温，针对旱冰船拽运耗财、费时、费力，又受季节和气温限制的弱点，特地令工匠试制出八轮马车。此车不仅可以用骡马代替人力，节省财力和时间，而且相当安全可靠。到万历年间，工部郎中贺盛瑞又在八轮大车的基础上，进一步研制出十六轮大车，运输效率进一步提高。但尽管如此，就其开采运输之艰难，仍为世之罕见。
由于定陵屡遭焚烧，大殿荡然无存。今天的观光者已无法从中领略木料的珍贵与风采。但从长陵祾恩殿现存的60根楠木柱中，仍可想象定陵初建之时，所用木料该是何等气度。
定陵大殿多采用金丝楠木，主要产地在湖广、云贵和四川诸省。此木料质地坚硬，耐腐蚀且有香味，是明代皇家建造宫殿的主要用料。皇宫大殿的主要木料，大多来自这里。楠木的贵重除这些特点外，主要还在于它的稀少和成长的缓慢。在朝廷大量采伐之初，这种树木零星地散见于原始森林，随着采伐量的逐渐增加，能够利用的楠木大都只剩在“穷崖绝壑，人迹罕至之地”了。定陵所用木料大都在此种地段开采。这些地方不仅难于攀登，而且有毒蛇猛兽、瘴气蚊虫，砍伐极为困难。
万历年间的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和御史况上进，就曾对四川人民的采木之苦，有过这样一段详细的陈奏：
“采运之夫，历险而渡泸（水），触瘴死者积尸遍野。”“木夫就道，子妇啼哭，畏死贪生如赴汤火。”“风岚烟瘴地区，木夫一触，辄僵沟壑，尸流水塞，积骨成山。其偷生而回者，又皆黄胆臃肿之夫。”“一县计木夫之死，约近千人，合省不下十万。”
陵园所需用的楠材大木，共计万余根，最粗的直径可达1．4米以上。要采伐一根大木，所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
当木夫将楠木砍倒之后，便沿着行进路线先行修路，然后由人工将巨木拖到江河之滨，待水涨季节，将木掀于江河，让其漂流而下。在这漩涡急流、惊涛骇浪之中，又不知有多少人为之丧生。明嘉靖二十年（1546年）五月，当时的礼部尚书严嵩，就曾对大木的运输情况作过如此陈奏：
“今独材木为难。盖巨木产自湖广、四川穷崖绝壑，人迹罕至之地。斧斤伐之，凡几转历，而后可达水次，又溯江万里而后达京师。水陆运转岁月难计。”
从严嵩的陈奏中，足见采伐之难，运输之险，民夫之不易。正如当时民谣谓：伐木者“入山一千，出山五百。”
和砖石木料相比，琉璃品的制作和运输最为省力和方便。定陵所需用的琉璃制品，比其他陵墓的数量都多。出于建筑艺术的需要，城墙与殿宇除常用的琉璃瓦、脊兽等以外，陵门、享殿等重要建筑，全部用带有山水、花卉、龙凤、麒麟、海马、龟蛇等图案的琉璃砖进行装饰，不仅辉煌壮观，而且比其他陵园又增添了一份瑰丽和华美。
这些琉璃制品主要产在京师。先把陶料粉碎，经过筛箩、和泥、制坯、烘干、上釉，最后以高温烧制而成。现在北京的琉璃厂，早在元代就是窑址，明永乐十八年以前，又在此处设厂，专为皇家烧造琉璃制品。因此这个厂址名称一直流传至今。
定陵虽然按照永陵的规制建造，但它却在总体上超过了永陵。除整个陵园显得比永陵更为壮观深邃外，花斑石的用量及装饰都大大超过永陵。定陵从外城的第一道陵门，至后边宝城城墙垛口，它的神道、墙基、殿台，很多为花斑纹石铺砌。而永陵只在后宝城外沿的垛口处铺砌了少量的花斑纹石。从永陵与定陵两个祾恩殿残存的柱础分析比较，定陵使用的楠木大柱比永陵使用的还要粗大。而就梁椽之坚固，砌石之重厚，做工之精细，装饰之精美，不仅永陵无法比拟，就是在整个明代的陵墓中也无与之匹敌者。
明定陵建成后的地上建筑，除部分地段的神路以外，其主体建筑，均在大峪山与蟒山两山主峰之间的中轴连线上。这一独特的建筑风格及艺术，令后人赞叹不已，倾慕不尽，实为我国建筑史上不可多得的杰作。
定陵神路起于七孔桥总神路以北一百米处，然后蜿蜒伸向西北，跨过三孔桥、穿越金水桥，直抵定陵陵园前的无字牌，全长三公里，路宽七米，中间铺青石板，两侧砌条石为边。可惜今天神路、三孔桥均废，惟桥迹尚存，供人凭吊。
无字碑是置于金水桥后，第一道陵门前的巨形石碑，螭首龟趺，通碑无字。明十三陵诸陵前都有碑亭及螭首龟趺碑，但除神道上成祖的“神功圣德碑”外，其余各碑均不着一字。
无字碑的出现，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谜团，即使明、清遗老也难以破解。《范文忠公》集中有四句诗，道出了对此碑之谜的心境：
片石峰头古并垂，
无端玉简使人疑。
何书不被山林怒，
深窅谁知无字碑。
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顾炎武曾数谒十三陵，在他所著的《昌平山水记》中，也未释破碑上无字的谜团。
访问十三陵区的老者，传说嗣皇帝谒陵时，曾问过随从大臣：“皇考圣德碑为何无字？”大臣回答：“皇考功高德厚，文字无法形容。”
这种说法显示了大臣的聪明才智，却未能道破真正的“天机”。倒是在清朝人南丰梁份所著的《帝陵图说》中；对无字碑之谜作了初步解释。
安徽凤阳县西南明皇陵前的神道口，有一块篆刻“大明皇陵之碑”，其碑文为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撰写。本来，洪武二年二月，朱元璋命立皇陵碑，由翰林院学士危素撰文，但文成后，朱元璋却感到“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故在洪武十一年四月为皇陵新建祭殿之时，亲自动手撰写碑文。朱元璋幼年务农为业，家境十分贫寒，不幸后来又遇上天灾人祸，父母兄长连续遭难丧命。据（太祖洪武实录》载：“岁甲申，上年十七，值四方旱蝗，民饥、疾痢大起。四月六日乙丑仁祖崩。九日戊辰，皇长兄薨。二十二日辛巳，太后崩。上连遭三丧，又值岁歉。”地主刘继德不仅不给他埋葬三个死人的墓地，而且对他百般申斥，欲要驱之出村。幸亏刘继德之兄刘继祖相助，才匆匆将三人埋葬。朱元璋回想开国之艰辛、前辈之劳苦、岁月之苍凉，不禁悲愤交集，激情奔涌，他奋笔疾书，一气完成了长达1105言的碑文：
孝子皇帝元璋谨述
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阴侯吴良督工新造皇堂，予时秉鉴窥形，但见苍颜皓首，忽思往日之辛。况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特述艰难、明昌运，俾世代见之。其辞曰：
昔我父皇，隅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彷徨。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
田主德不顾我，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殡无棺椁，破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道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为，心惊若狂……泪笔以述难，谕嗣以托昌……
碑文情真意切，气魄非凡。现代著名文学家、定陵发掘指导者郑振铎在讲到此文时曾说：“《皇陵碑文》确是篇皇皇大著，其气魄直足翻倒了一切夸诞的碑文。它以不文不白、似通非通的韵语，记载着他自己的故事，颇具有浩浩荡荡的气势。”
既然有祖训在先，为何后来的皇帝不撰写碑文？据史料载，原长、献、景、裕、茂、泰、康七陵门前，并没有碑亭和碑，到嘉靖时才逐一建成。当时的礼部尚书严嵩曾请世宗撰写七碑之文，但正迷恋酒色、沉浸修道成仙的嘉靖皇帝，却无心思和才华撰写。自此，十三陵前的碑文便空了下来。事实上，自明朝中期以后，皇帝多好嬉戏，懒于动笔费神，而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感到江河日下，帝国飘摇，其“功德”已经不能直言了。
定陵无字碑初建时置于亭内，亭呈方形，每边长11米。清初被八旗军所毁，但石碑仍然是完好无损。乾隆时重加修葺，但未恢复原亭，仅建矮墙环以四周，四墙正中各置一门以便出入。今天，只有矮墙存在，围绕着一块巨大的石碑矗立在蓝天白云之下，目睹世间沧桑。
定陵陵园是由一组建筑群组成，位于大峪山前，座西北略偏东南。
据（帝陵图说》载：定陵有朱门三道。外罗城墙门，即为定陵的第一道门。重檐黄瓦，雄伟壮阔。墙上镶琢山水、花卉、龙凤、麒麟、海马等图像，登高观之，山明水净，花艳叶翠，龙飞凤舞，马跃麟腾，构成了一幅天然的风情画廊。
第二道门，即为祾恩门。祾恩门实则是一座大殿，共由五间组成，清初毁于八旗军之手，乾隆时重修，在原来的基座上缩为三间。民国时期遭到大火焚烧，大殿荡然无存。祾恩门两山接于宫墙，左右各置腋门，至今保存完好。宫墙以西与第二道门之间，构成陵园的第一个院落。
进入祾恩门之后，为陵园的第二个院落。院落正中为祾恩殿，即为祭祀陵寝的宫殿，这是陵园前部的中心建筑。祾恩殿原为七间，亦毁于清初。乾隆时期虽加重修，但在原来基座上，缩小为五间，现仅存殿座及石栏板。
定陵祾恩殿与永陵祾恩殿大小相同，座前亦有月台，月台两侧各有石阶一道，台前有石阶三道。阶中丹陛雕龙云纹，刀法凌厉，形象逼真，堪称石刻艺术之精品。
祾恩殿之后为棂星门，其状如牌楼，故有“牌楼门”之称。门两侧高耸长方形汉白玉柱各一根，柱顶雕石兽，两柱之间为门楼，楼上覆盖黄瓦。每当红日初照，棂星门灿烂辉煌，如空中楼阁，引人遐思。
明楼与宝城看似分离，实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明楼建于宝城前的方城之上，方城两侧与宝城城墙相接。方城正中，即为明楼，明楼全部为砖石结构。楼上额枋正中，榜书涂金“定陵”二字。楼四周为平台，内竖石碑一座，碑额刻篆书“大明”，碑身则用楷书雕刻“神宗显皇帝之陵”七字。皇帝死后，有“庙号”、“谥号”，为嗣皇帝所尊封，“神宗”即庙号，“显”即谥号。碑座上窄下宽，四周雕云龙纹饰。整座明楼在追求艺术效果的同时，也含有宗教色彩。
最显赫的宝城，则是陵园的坟冢部分。由城墙围成圆圈形，城墙外侧置垛口，内置矮墙，顶部铺砖为道。如此建造除追求逼真的艺术效果外，还有在墙上屯兵，对付外敌入侵的考虑。每隔一定距离，于城墙外侧设石螭首伸于墙外。每逢雨季，城墙上的雨水便可通过螭首之口流出，以保城墙的干燥。城墙外侧底部，再置散水道，将水排入下水沟中，宝城之内用黄土填实，其中心点用黄土加白灰夯实隆起，形成坚固的“宝顶”。宝城之内，满植苍松翠柏，在保持古代礼仪的同时，亦有皇帝及朱家江山万年长存之意。
除主体建筑外，尚有服务于陵寝的附属建筑。定陵金水桥以南，为神宫监，是提督太监的衙署。监东为神马房，豢养马匹供陵园使用。金水桥北与神宫监隔神路相对者为祠祭署，专为料理祭祀事宜。祠祭所西南，为宰牲亭，为上供宰杀猪羊所用。外罗城以内两侧，各建朝房数十间，为祭陵官员休息之舍。用于生产供品的果园，置于昌平县西门外御路以南；榛厂则设在密云县深山；负责陵园守卫的卫署，设在昌平城内。
就整座陵园而言，那壮阔深邃的整体构图，金碧辉煌的殿宇，规则方正的城墙，秀丽无比的雕梁画栋，别具神韵的艺术轴线，无论是它的宏伟还是精微，都闪烁着华夏人类的聪明和才智，形成中华建筑艺术之精髓和东方文化之魂魄。这是祖国文明创造史上的幸运与骄傲。
也正是由于定陵的修建，给华夏民族带来了痛苦和灾难，并成为天下大乱、家破国亡的导火索。这一点，早在1586年定陵兴建不足三年时，就可从首辅申时行、工科给事中孙世祯等人的陈述中窥其端倪。他们说：数年以来，或见征、带征并督于一年，或本色、折色并征于一时。因而造成平民生息休养之无术。而所受的鞭笞菙楚之苦，却日有所闻。平民之生计，真可谓艰难至极。国费有经，民力有限，人之负担历任百斤者，不能胜任一石。近年以来，赋税渐有所增。如户部草料之加增，工部烧造之加增，金花银内供之加增。反复加增，造成财拙民穷。平民百姓对于正常赋税不能完纳，而额外之加增又怎难负担？近来问刑及盘查官吏，多滥受词讼，罗织罪名。有一词而破数家人者，有一事而累数十人者。甚至立毙杖下，瘐死狱中，无辜之民倍受其害。又说今岁以来水灾异常，到处有流离死亡之徒。山西、陕西、河南，赤地千里，大江南北庐舍漂流。民穷生乱，势所必然。今陕西有四夷流劫之乱，山西有矿徒聚拢之乱，河南有饿民抢麦之乱，直隶有树旗剽掠之乱。有谓“做贼死，不做贼亦死”而号召聚众起来造反者……
此种情形，万历不但不会令工程停止，反而谕令文武百官捐助工银：“寿官工程浩大，未有次第，闻嘉靖年间，朝殿等工，抚按官各进有助工赃罚银两，是否可行，令工部议。”
工部接旨后，一向驯服的臣僚面对全国百姓饥寒交迫的惨状，不得不抗旨不遵：
“查议助工之旨言，各处民穷，诛求已遍，今一旦以助工之诏传之四方，抚按诸臣不得不责之有司，有司未必皆贤，万一奉行未善，借言明旨，公肆科罚，株连波及，逮系急追，累累道路，窃恐大工未必济而且重遗万姓闲也。”
万历皇帝见此法不通，接着又实行“开纳事例”，不惜以卖官筹金。凡是肯按标准出钱的人，不论出身、资历、才学如何，都可买到相应职位的官衔。而这些官衔大都被乡绅、土豪、无赖买去，待这些人买到官衔之后，便疯狂地欺压百姓、掠夺国家财富，其结果，造成明未吏治严重不纯，干扰了国家的正常运转。
经过万历皇帝的四处搜刮和群臣的东拼西凑，定陵总算于1590年6月全部建成。整个工程总耗银为八百万两，相当于两年国库的全部收入。
至于万历皇帝本人，在定陵兴建过程中究竟产生过多少感想，又生发过多少感慨，在留传到今天的宫廷史料中已无从查询。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在1588年9月24日，定陵地下宫殿建成，万历皇帝率群臣在玄宫中设宴饮酒时，给予有功之臣的奖赏：
“朕心嘉悦，诸臣协力效劳，宜加特典：首辅（申）时行岁加禄米五十石，赏银币，荫一子尚宝司司丞；次辅（王）锡爵赏银币，荫一子入监读书；定国公徐文璧加禄米三十石，给予应得诰命。侯李言恭以下各升一级；石星加太子少保；曾同亨升尚书；提督大工如旧，荫一子入监读书；李辅、王一鹗、沈鲤、杨俊民、于慎行、徐显卿、萧大亨俱加级赏赍有差；穆来浦、洪声远升五品京堂；常居敬、何起鸣、王友贤、赵焕、朱赓、王弘海、魏时亮、王敬民、田大年、李载阳分别加赍。内原任尚书何起鸣遇缺推用，荫一子入监读书。”
当万历在寿宫中大摆酒宴，为忠实于他的臣僚加官进爵之时，他不会想到也无法想到，世界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明帝国的历史也将重写。
【山雨欲来】
1583年，正当万历皇帝情绪紊乱，亲到天寿山寻找自己的死后乐园时，在中国北部的皑皑雪原上，一个比他大4岁的青年人正率领着女真铁骑，开始吞并周围部落。在不断的扩张征战中，逐渐创立和完善了自己的军事组织——八旗制度，并且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满文。这位青年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随后，八旗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走出林海莽原，夺取明朝而代之，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了。
1588年，也就是定陵寿宫正式开工的第四年。当万历皇帝下令实行“开纳事例”，以国家的名义向私人售卖官职，筹建陵款项之际，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则下令出动拥有一百三十余艘战船的“无敌舰队”，驶入英吉利海峡，对大不列颠帝国实施大规模海上进攻。
在此之前，西班牙发动了一系列海上争霸战争，先后占领了美洲的墨西哥、秘鲁、智利、哥伦比亚和北非的突尼斯、欧兰等大批土地。到1535年，原来仅为弹丸之地的西班牙，竟成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殖民大帝国。
尽管“无敌舰队”遇到风暴和英军的袭击，几乎全军覆没。但到第二年，西班牙重整旗鼓，又出兵攻打法国，继续它的扩张战略。
1590年，定陵寿宫建成，万历皇帝大摆酒宴，为臣僚们加官晋爵。此时，日本的新军阀丰臣秀吉已用武力统一了日本六十六州，制定了占领朝鲜、征服中国，进而向南洋扩张的军事侵略计划，并在中国东北部大量屯兵，以见机行事。对丰臣秀吉的野心，万历和他的主要臣僚竟毫无察觉。只有一个名叫徐成楚的兵科给事中给朝廷上过奏章：“日本今舍中国东南不犯，直趋东北，又屯兵筑舍为持久计，所谓舍股体而攻腹心，以其志足畏也。”可惜此时的万历皇帝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于是一年之后，羽毛渐丰的丰臣秀吉便真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了。
值得玩味的是，就在万历皇帝到天寿山寻找寿宫所在地的1583年，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一世派出商人约翰·纽伯莱率船队前往东方，寻找打开中国门户的航线。这段史实除英国史书的记载外，尚有一封伊利莎白女王给中国皇帝的信，至今仍在大不列颠历史博物馆收藏。原文如下：
天命英格兰诸国之女王伊利莎白，致最伟大及不可战胜之君王陛下：
呈上此信之吾国忠实臣民约翰·纽伯莱，得吾人之允许而前往贵国各地旅行。彼之能作此难事，在于完全相信陛下之宽宏与仁慈，认为在经历若干危险后，必能获得陛下之宽大接待，何况此行于贵国无任何损害，且有利于贵国人民。彼既于此无任何怀疑，乃更乐于准备此一于吾人有益之旅行。吾人认为：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入吾人所需之物。吾人以为：我等天生为相互需要者，吾人必需互相帮助，吾人希望陛下能同意此点，而我臣民亦不能不作此类之尝试。如陛下能促成此事，且给予安全通行之权，并给予吾人在于贵国臣民贸易中所极需之其他特权，则陛下实行至尊贵仁慈国君之能事，而吾人将永不能忘陛下之功业。吾人极愿吾人之请求为陛下之洪恩所允许，而当陛下之仁慈及于吾人及吾邻居时，吾人将力图报答陛下也。愿上天保佑陛下。
耶稣诞生后1583年，我王在位第25年，授于格林威治宫。
当玛丽亚（1553—1558）在位时，英国政治完全服从于西班牙的利益，玛利亚自己和西班牙国王腓力第二结了婚。玛利亚死后，腓力第二又向伊利莎白求婚，但这位登位不久的女皇毅然拒绝了腓力第二的要求，并开始执行反西班牙的外交政策。这时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不比东方的大明帝国更快，新贵族与资产阶级还无力建立一个自己的资产阶级国家。因此，统治者便加快发展工商业和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同时，殖民扩张的思想也在上层统治者中兴行起来。英国的报刊出现了许多关于航海、旅行与地理发现的文章，而如何发现通往中国的新航路，成为当时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1573年，威廉·布雨出版了《论海上霸权》一书，他在书中详尽地介绍了从英国到中国可能通航的五条道路：一、取道好望角，为葡萄牙人所专有的航路；二、取道麦哲伦海峡，为西班牙人所专有的航路；三、西北航路，要通过北美；四、东北航路，通过俄罗斯；五、北极航路，通过北极。
在殖民扩张宣传的同时，英国也开始了具体行动。约翰·纽伯莱第三次被派出寻找到中国的航路。在这之前的1576年，著名的探险家马丁·傅洛比雪尔，沿西北航道寻找中国遭到失败；1578年，弗兰西斯·德罗克率领五艘航船渡过麦哲伦海峡，企图驶往中国，但依然没能成功，只得于1580年返回英国。
约翰·纽伯莱吸取了上两次航海失败的教训，取道好望角向东方行进。然而，当他到达忽鲁谟斯时，就被葡萄牙人发现并逮捕，航船再度搁浅。
一次次的失败并没有阻止英国打开中国门户的决心，他们除了开始向北美输出殖民统治之外，仍继续寻找经过北美到中国的西北通道。经过几十次失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印地号”船队终于在1644年到达中国的澳门。
在英国开辟中国航路的几十年里，特别是在南洋探寻时期，虽然没有夺取中国商人在南洋的贸易中的领导权，但是这里的中国商人因为得不到国家支持，而无法击退这些从西方来的戴着商人或探险者面具的强盗，大批的商品被他们掠走，中国控制的南洋贸易领导权也摇摇欲坠。遗憾的是大明帝国一直到灭亡时对这个新出现的欧洲民族还没有丝毫的了解，竟一直将它和荷兰混为一谈。在中国文献中唯一提到英国人的记载是1637年威德雨来到广州的事件。而中国政府竟糊里糊涂地将这次事件记入（明史·荷兰传》中，却不知在这之前英国人已开始在南洋抢掠中国财富了。当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印地号”船队驶近澳门海岸时，大不列颠本土已开始了震惊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并向工业社会大踏步前进。这时的京都已被清军占领，大明帝国不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在八旗军的铁骑下，终于化作灰土。民族兴盛的朝晖已从东方隐去，再也未能重新升起。

England

第八章 金刚墙谜洞

石隧道的尽头，一座巨大的金刚墙突然出现在面前，地下玄宫只有一步之遥。隧道的轰然塌陷，金刚墙再度消失。面对神秘的巨墙，是进、是止，发掘人员陷入了深思——
【石隧道的神秘文字】
实现机械化出土运输，出土量较以前几十倍地增加。在挖开第三道探沟后的一个多月，终于在两侧发现了由大石条垒砌的墙壁痕迹，然后逐渐出现两道完整的大墙。考古队及时作出判断：这是帝后入葬的最后一段甬道，或曰“石隧道”。隧道由“砖砌”变成“石砌”，这是明显的升级，虽然隧道有些弯曲，但是他们没有走弯路，地宫就在前面。长期紧张的神经本可以稍稍松弛，然而打开地宫，进入地宫，文物的清理工作将会更复杂更艰巨，工作队又须作出各色各样的设想分析与推断：如果尸体未腐怎么办？器物半朽不朽怎么修整？有些迹象稍显即逝又如何及时记录拍照？……这不仅是对年轻的考古队的考验，也是对我国考古水平的考验，必须在乱麻中理出几条，每个人必须作具体准备，大会小会、人员、工具、药剂……白天宝顶上卷扬机、矿车轰叫，入夜来木板房内烛光通宵达旦……
几个月后，石隧道终于全部显露出来，它由南北两道大墙构成，呈东西走向。东端略向南弯曲，距砖隧道虽近，但并不衔接，也不完全相对。大墙除顶部及两端接近金刚墙部分，使用少量城砖外，其余为花斑石做成。这些花斑石都经过仔细地研磨和加工，光滑平整，色彩绚丽。整个隧道呈斜坡形，自东向西，由浅入深，隧道两壁花斑石，亦由一层递次增多至17层。全长为40米，两墙中距8米。发掘前全部由黄土填满，都经过夯打，夯面有极为细薄的石灰一层，夯土在填满隧道后，即高出墙壁而直达地面。在发掘中，隧道两侧发现了部分木柱残迹，这可能是棺椁入葬时的临时设备。
在开始计划使用机械化发掘时，曾引起不少人窃窃私议，即使学术界上层人士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纵观世界以科学考古为内容的发掘古墓或遗址，都是用镐锨、锹等工具完成。从中国殷墟的发掘、山顶洞头盖骨、三角缘神兽镜的出土，到著名的叙利亚巴尔米拉罗马属州遗址、苏联阿尔泰山北侧的巴泽雷克墓群、巴比伦帝国遗址的伟大发掘，都是靠人力工具完成的。而定陵首次打破这一常规，会不会破坏墓道的遗迹？这是一种创造还是对文化的摧残？经过一阵纷纷扬扬的议论，最后还是夏鼐拍板：使用机械，仅仅用于向外运土，毫不损伤遗迹遗物。工业文明已经崛起，我们当然不能墨守成规。既然人类的今天又创造了工业文明，我们就应大胆而科学地利用。
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第三道探沟的出土，在毫不损伤墓道遗迹的同时，为加速打开地宫赢得了时间。若干年后，人们才明白起用机械化发掘的一个潜藏在心底的秘密，如同作战一样，他们是想把打开地宫后清理文物这一最为重要环节，抢在一个不冷不热又比较湿润的季节完成，这对保存、保护文物最有利。但是有一点却是他们没有料到的，那就是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如果地宫不能迅速打开，一年之后，就容不得他们这些人在此停留片刻了。无论是他们对此多么留恋甚至痛心疾首，命运注定要将这座地下宫殿交到另一班人的手中。是福是祸，只有凭这后一班人定夺了。
石隧道中也很有收获。在40米长、20米深的隧道里，赵其昌、白万玉仔细地察看着巨石的结构和一切可疑的迹象。在离沟底两米多高的花斑石条上，发现了墨书字迹，擦去上面的尘土，字迹清晰可辨。其内容多是记载月、日、姓名、籍贯、官职以及石质的优劣等。他们详细地记着上面的一切记载：
四月廿六日管队金虎下口
廿六日刘精
山东胡西儿
中都司金离西四月廿五日
五军八营三司二队王宝下
四月有七日
……
墨书的位置和结构极不工整，颇似顺手涂抹而成，有的地方还出现“画押”字样。经分析认为，这些墨迹当是石料的验收人员所书，从墨迹所示官职看，大部分属于军职人员。文献记载：“万历十八年正月癸丑，巡视京科道官洪有复等奏言，寿宫做工班军，人多工少……”可见当时的陵工大都用班军，隧道石上所留墨书字迹，证明了这一点，文献与遗迹吻合。
【发现圭字墙】
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其研究能力是一方面，最值得珍视的是在调查发掘上的丰富经验与对工作的责任感。田野调查发掘有一套系统的、严密的方法论。只有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调查发掘，才能算是真正的考古工作。“考古工作者的水平和成绩如何，主要不是看他发掘出什么东西，而是要看他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而定。”这是夏鼐大师的名言，也是他从事考古学事业所遵循的一贯准则。1944年他在甘肃宁定阳洼湾发掘“齐家文化”墓葬时，整天像土拨鼠一样蹲在掘开的墓坑里，用一把小铲子轻轻地拨开墓坑里的填土，细心寻找着陶器碎片，仔细观察土层色泽的细微变化，终于发现和辨认出“仰韶文化”的彩陶片，从地层学上确认了仰韶文化的年代比“齐家文化”为早，从而纠正了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关于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的错误说法。同时打破了英国的东方学者拉克伯里关于中国文明来自美索布达米亚的迦勒底和西方的埃及、巴比伦的错误论断。夏鼐的论文《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会志上一发表，顿时轰动了英国和欧洲学术界。阳洼湾出现的第一缕曙光，不仅标志着外国学者主宰中国考古学的时代从此结束，同样也标志着中国史前考古学新的起点。1950年冬，夏鼐在河南省辉县琉璃阁主持战国时代车马坑的发掘，每天手执小铲，在风雪中操作，终于成功地剔掘出19辆大型木车的遗存。琉璃阁的发掘，第一次显示了新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高超技术与水平。这种拼搏和求实精神，使夏鼐成就了与斯文·赫定、安特生、格林·丹尼尔、亨利·弗克福特、波提埃、李希霍芬等一代宗师齐名的辉煌伟业。正如日本著名考古学家通口隆康在他后来所著的《夏鼐先生与中国考古学》中所指出的：
夏鼐氏担任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历20年。其间，虽然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考验时期，而他之所以保持了中国考古学界顶峰的地位，是由于他高尚的人品以及专心一致力求学问上的精进。他不仅对于国内考古学，而且对国际考古学方面的知识之渊博，涉猎范围之广泛，作为一个考古学者来讲，也是无人可与之匹敌的。他研究的范围，重点之一是西域考古学。考古工作者要研究西域，仅仅具备中国考古学的知识是不够的，而必须是通晓西方的学问。例如对于新疆所产丝织品以及中国国内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和萨珊朝银币的研究。我想，大约除他之外没有人可以胜任的吧。他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界中最有威望的人，在国际方面也是享有很高声望的、少有的考古学家。
正是有了拥有如此渊博学识和成熟经验的指导者，使这支年轻的考古队在新中国首次主动发掘帝王陵墓的重大工程中几乎没走什么弯路。不久，赵其昌就在石隧道西部的宝顶下，探到了金刚墙的上部。
金刚墙埋在距地面1．3米深处，高出石隧道有1．2米的距离。它们虽然还埋在地下，但从探铲下土质不同的变化已经弄清了它的准确位置与石隧道的相互关系，并作出了图示。这一段无法使用机械化出土，只有靠人工一锨一锹地向外抛运。通过近一年的发掘，民工们懂得了如何按照考古的要求进行发掘和分辨各种可疑迹象，而且发掘技术日益成熟。把金刚墙位置与石隧道的联结关系告诉他们后，他们认为这是未卜先知，都想尽快一睹这道埋藏已久的大墙的风采。于是干劲大增，加班加点，出土量成倍增加。经过一周的发掘，终于穿透土层，到达了金刚墙。
金刚墙通高8．8米，厚1．6米，确像是一个魁梧慓悍的金刚大力士把守着地下玄宫的大门。厚厚的墙基由4层石条铺成，石基上方用56层城砖和灰浆砌成。顶部由黄色琉璃瓦做成坚固的飞檐，像是一幅黄金铸就的头盔。斜阳西照，整座墙壁放射出灿烂的光辉，扑朔迷离，夺人二目。华美的工料和独特的艺术造型，无疑是在向世人显示一种威武和坚不可摧的力量。
经过仔细勘查，新的奇迹出现了。金刚墙有一个隐约可见的开口，开口上窄下宽，呈“圭”字形，由墙的顶部延伸下来，原用23层城砖加灰浆砌封，封口不露任何痕迹。但是，由于隧道内填土的长期挤压，致使封砖略向内倾，封口渐渐显露出来。可以断定，这封口里面就是埋葬帝后的玄宫大门了。这一天是1957年5月19日。
“找到了，终于找到了！”赵其昌激动地大声叫喊起来。民工们也呼啦围上来，观看这神秘的封口，20米深处，顿时回响起嗡嗡的欢腾之音。刘精义望着封口，突然回转身，“噌”地扑到白万玉老人背上，大喊一声：“我们——胜利了！”话音未落，白老“扑腾”一声被压倒在地。刘精义一见，撒腿便跑，白老爬起来坐在地上，哭笑不得：“看你这孩子，这孩子……”探沟里又轰地爆发出一阵笑声。
望着金刚墙的封口，赵其昌突然想起在第二道探沟中挖出的那块小石碑所镌刻的文字：“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急忙找来绳尺从小石碑出土的地点进行测量，果如石碑所指，把现在的米数换算成明朝的数量单位，正好是16丈。赵其昌点点头，望着坚固的大墙，轻轻说道：“天助我也！”
从1956年5月19日，发掘队在定陵挖下第一锹土，到1957年5月19日找到金刚墙的封口，正好一年。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上帝的安排？定陵发掘三十年后，我们在一份简报中查到了工作人员当年发掘的线路图。
金刚墙的发现及简报的介绍，立即在文化界引起轰动。大批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学者及政界要人，纷纷赶到定陵一睹金刚墙的雄姿风采。敏感的新闻界立即做出反映，手持采访本，照相机也随之涌来。针对这种情况，长陵发掘委员会作出决定：“除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在定陵现场拍摄外，其他新闻单位的采访一律谢绝。尤其禁止外国人入定陵现场……做好一切保密工作，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活动。”由于这个决定和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定陵发掘的消息直到1958年9月6日，才由新华社首次向国内公布。
受到特别关照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不失时机地快速运来了三辆发电车、摄影机及两大车拍摄设备，并抽调张庆鸿、沈杰、牟森等几位导演、摄影师前来定陵拍摄。这个摄制组从此定居发掘工地，拍完了地下玄宫洞开前后的全部过程。30年后的今天，人们在长陵大殿看到的影片《定陵地下宫殿发掘记》，就是这个摄制组拍摄的实况。
5月21日下午，在定陵明楼前的松柏树下，召开了发掘工作一周年庆祝大会，长陵发掘委员会的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郑振铎、夏鼐、王昆仑等文化界名流出席了会议。会上，由吴晗给民工颁发了奖品：
头奖10名，每人发一双蓝帮解放鞋。
中奖20人，每人发一条白毛巾。
末奖36人，每人发一条北京牌肥皂。
民工们望着手中的奖品，每个人的脸上都泛起淡淡的红晕。一年的艰苦，一年的辛劳，一年的风风雨雨、严寒酷暑、欢笑悲歌……都融进这奖品之中。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荣誉，一种奖赏，更是一种承认。对于长年伏卧在土地上，背负着共和国一步步艰难前行的中国农民来说，只要祖国母亲承认他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参加工作”，那么，他心里也就满足了。
然而，要想得到这个承认并非易事。且不说共和国正处在童年时期，即是在它已到不惑之年的九十年代的今天，作为一个农民，无论他在土地上劳作多少岁月，要想在履历表上填写为祖国建设“参加工作”四个字，也必须从他走出土地加入“非农业”这个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行列之后开始。
【封口消失何处】
就在金刚墙刚刚出现的同时，发掘队便派出专人做搭棚的工作了。
北京市东单区席棚科的技术人员来到定陵发掘现场，研究搭棚的设计方案。接着，11辆满载竹竿、竹席、木料、油毡、麻绳、铁丝的汽车开赴定陵，20名工匠开始了搭棚工程。大棚先用杉篙为架，再以麻绳配合铁丝扎绑，顶部铺一层苇箔，上面覆盖两层竹席，竹席中间夹一层油毡。工匠多是解放前私营棚铺的老师傅，专以搭盖红白喜事用的棚帐为业，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和娴熟的技能。很快，一座长60米、跨度直径26米的大型席棚得以完工，席棚的出现，为这古老的定陵陵园注进了强烈的现代气息。远远望去，如同一座巨型桥梁横跨江河深川，气势磅礴，巍峨壮观。有这样一座坚实的大棚作屏障，对保护石隧道和金刚墙，以及地下宫殿的大门，当是万无一失。
事实并非如此，8月3日深夜，狂风刮过之后，大雨伴着隆隆的雷声倾盆而下，密集的雨点敲打着木板房砰砰作响。发掘队人员被雷声惊醒，一个个趴在小窗上向外窥视。漆黑的夜幕裹住了一切，只有雷电闪过的刹那间，才见雨帘已把天地连为一体，形成一片混浊的世界。“怕是探沟要出事。”白万玉老人望着夜空的雨柱轻声说。
“怕什么，有那么牢靠的席棚，再大的风雨也能抵挡。”刘精义伸出白嫩的手，调皮地拍拍白老肩膀满不在乎地说。
“你这孩子，真浑帐……”白万玉刚要对刘精义耍威风，“轰隆”一声巨响，众人立即警觉起来。
白老大叫一声：“不好，工地出事了！”根据多年的田野考古经验，他第一个分辨出响声来自工地的土层塌方。
几乎每个人都是赤条条地冲向工地。几道手电光在雨帘中闪耀，他们沿工棚两侧自东向西寻找塌方的位置。赵其昌在石隧道尽头停住，他大喊一声：“白老，在这里！”众人闻声而来，只见金刚墙顶部的宝顶上大片土方已经塌陷。正在这时，席棚内传出人的呼喊，由于风雨阻隔，喊声显得细小无力。
“坏了，探沟内有人！”眼尖耳聪的刘精义第一个说道。
没有人再说话，大家不约而同地沿着探沟的台阶下到隧道底部。这时大家听清了，确实有人在金刚墙下呼喊：“塌方了，你们快来呀……”
队员们迅疾跑到金刚墙下，只见是两名公安人员被埋在土中。为保证地下宫殿的安全和防止文物被盗，公安部队15名战士已于5月30日进驻定陵，日夜看守。
非常幸运，塌下的土方只把两名战士的腿部埋住，没有伤害其他部位。队员们爬上塌下的土层顶部，将两名战士腿部的泥土扒开，搀扶着走了下来。
“伤着了没有？”白万玉老人问着，两战士活动了一下腿部，没有发现大的伤痛。众人的心才稍微放了下来。
“你们是怎么下来的？”赵其昌问。
“我们两个怕雨天有事，就来这里察看。想不到刚到这里，土层就呼隆一声塌下来，我们也就跟着下来了。”一个战士摸着腿，惊魂未定地回答。
“看来你们命够大的，差一点你们就完了。”白老说着，把手电光射向塌下的土层。这时大家才发现，金刚墙已被土层掩没，刚才两个战士差不多是站在金刚墙的上方。如果再向外延伸半米，那就不再是现在的情景了。
几只手电光对准大棚察看，终于发现是大棚一角漏雨所致。赵其昌急忙带人拖来油毡和竹席，把漏水的地方盖好。当他们回到木板房时，身上都沾满了泥水，大家相互对望着，不禁大笑起来。
第二天清晨，风雨停息，陵园格外清新。赵其昌带人来到塌方的工棚前仔细检查漏水原因，终于从油毡上找到答案。原来工棚所用油毡质地粗糙，有的已出现破裂痕迹，在暴雨的击打和水流的压力下，开始出现一块块裂痕，雨水顺缝而下，终于酿成塌方事故。若干天后，赵其昌才知道是工作队一个后勤人员，在昌平县私下收买了一个厂家的处理品，油毡价格便宜，但质量低劣。正因为他图了便宜，才差点害了两条人命，并使民工又费了十二天时间，才把塌陷的土方清出探沟。
【金字塔与中国皇陵】
埃及人把古代皇帝称为法老。
金字塔是古代埃及的一种王陵建筑。相传古埃及人称这种建筑为“穆尔”或“梅尔”，意即升起的地方。今天世界上金字塔的通称“庇拉米得”一词似乎起源于希腊语“庇拉米斯”。这是古希腊一种三角形面包，由于这种王陵建筑同这种面包形状颇相类似，所以古希腊人就给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中国人称它为“金字塔”，是由于它的外形很像汉字“金”字的缘故。
埃及已发现了八十三座金字塔，绝大多数已经倒塌。而位于开罗西南部的吉萨大金字塔，是埃及第四王朝的胡夫法老下令修建的陵墓群，距今已四千六百多年，被誉为世界奇迹中的奇迹。其中最大的一座高14．7米，周长近一公里，共用230万块巨石，20万奴隶苦役30年建成。前面一座巨石雕凿的狮身人面的斯芬克司巨像，阴沉、威严地直视东方。
法老为了自己的陵墓不被盗墓者进入，精心设计了一系列的陷井和机关。著名的吉萨大金字塔，为使墓室通道的入口处不被人发现，把入口放在北面大约13．5米高的地方，站在外面是很难发现和看到的。如若把那里的石头一推，就能轱辘辘转一圈。即使某个有运气的盗墓者，找到这个入口，也难以进到法老墓室。从入口往地下走去，有一条长长的走廊，实则是条迷径。走廊顶部的一块石头，也能轱辘辘转一圈。如果盗墓者闯过了这条迷径，那么他将碰到更难的第三关，这就是墓石前面的一条落石大走廊。法老的葬礼一完，就把四块巨石扔进去，把整个走廊堵得严严实实，连一丝缝儿都不露。而最后的一道关卡，就是用传统的咒语，来恐吓盗墓者。
咒语，在古代埃及是神显灵的一种方式。传说其方法是把被咒者的名字刻在一个土罐上，然后把罐打碎，表示被咒者将遭到灭顶之灾。
在埃及金字塔附近发现的一座陵墓，墓室前厅有一块匾额，上面刻着这样的咒语：
“死者之灵将会把盗墓者的颈部像一只鹅似地扭断。”
陵墓打开后，发现墓中躺着两具尸体。一具是法老木乃伊，另一具是盗墓者。据考古学家分析，这是盗墓者伸出手去拿木乃伊身上的珠宝时，顶上的一块石头突然掉了下来，把他砸死在墓室中。
1922年秋天，英国著名考古学家哈瓦德·卡塔抵达埃及罗克索，在许多民工帮助下，开始发掘埋在地下的图坦卡芒陵墓。
11月4日，卡塔骑着一只小毛驴，来到发掘现场后，只见工地上一片静谧。他感到很惊讶。这时工头匆匆跑来报告：“先生，我们挖到了一个阶梯。”卡塔大喜，开始鼓励民工加紧干下去，如发现宝藏，定有重赏。
第二天傍晚，民工们就挖出十二级阶梯。这时，一扇密封着的石门出现了。石门上刻有封印，封印上是一只孤狼和镶嵌九名囚犯的图案。这是帝王谷死者之城的封印，它同时表明这座地下陵墓未被盗过。卡塔意识到这可能成为一次世界上最伟大的考古发现。
不久，卡塔的好友英国爵士卡那封从英国赶来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最佳摄影师波顿，图画师赫尔和哈赛，象形文字学家威葛第纳，美国考古学家梅西等，都集中到了发掘工地。
11月26日，打开了第一扇门，清除了堆在走廊里二米厚的石块和砂砾，再向里挖进七米左右，又发现了一道石门。
若干年后，卡塔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以颤抖的双手，我在左上首的角落，挖了一条裂缝。铁杆所及之处，都是一片黑暗和空洞。我们用蜡烛探测一番，看看是否有恶气，然后把洞挖大一点。我把蜡烛插进去，把头探进去看，里面散发着热气，使得烛光摇曳不定。但未过多久，当我们的眼睛对光线适应之后，里面的东西在朦胧中出现了，这是奇怪的动物雕像、还有黄金——每一处都金光闪闪，在这一时刻，我惊讶得哑口无言。”
卡塔组织民工，用锤子和撬棍把门打开，里面涌出一股憋了几千年的热气。两个黑色的和真人一样高的塑像，束着一条黄金的腰带，穿着黄色凉鞋，前额上装饰着一条金蛇，面对面地站着。还有金椅子，白石做的透明脸盆，闪光的金床，和许多饰着金银珠宝的衣服……此时，只听见响起一阵噼噼啪啪的声音，原来是许多木头做的器具，几千年来放在这个密不透气的墓室里，突然遇到新鲜空气，就迅速膨胀开裂，发出这种古怪吓人的声音。许多珍珠散落在地，用手轻轻一捏，就立刻化成粉末。这是因为时间太长，珍珠早已变质了。
他们又在四周墙壁仔细搜索，东摸摸，西敲敲，发现北面的墙壁声音不同，仔细检查，又发现了一个大洞。往里一看，只见里边有一间屋子，好象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椅子、箱子、小壶、人像等许多东西，杂乱无章地堆放着。大家进入后，只见到处是珍贵的随葬品。有116个箩筐，都是用金和银镶嵌细工装饰着，中间放满了果子、肉类和各种粮食，这些都是给死后的法老用的。41个水瓶过去曾装满葡萄酒，这也是为法老准备的。还有一条用雪花膏做的小船，长高各约7厘米，精致无比，据说这是法老死后游尼罗河的工具。除此之外，还有法老喜欢的武器、铠甲家具等，都是金光闪闪，珍贵无比。
后来，又在站着的两个黑人之间找到了一扇门。这是1923年2月17日。卡塔选了二十名身强力壮的青年开启了这扇门。门打开后，用手电筒往里一照，就有一股刺目的光射了出来。大家走向前去，才弄明白这是用黄金做的箱子，箱面上镶嵌着世界最大的黄金板，高2．75米，长5．2米，宽3米。箱侧面满镶上等深蓝色的陶器和金子装饰品，辉煌灿烂，光彩夺目。
“这是棺龛！”卡塔高兴地喊了起来。
大家小心翼翼地打开棺龛，里面又出现一个大箱子。这是第二层棺龛，上面也罩着黄金板，比第一层更鲜艳夺目。这样的套箱直到第四层才变成石头棺椁。这些黄金铸成的巨箱，虽然一个比一个小，但却一个比一个精细，上面都有各种精致的花纹图案。这四个黄金巨箱可称得上世界上最古老、最珍贵的艺术品。
第五层显露的石头棺椁，长2．75米，宽和高各1．5米，用黄色石英岩做成，光滑如镜，闪耀着美丽的光泽。四个边角镶有美丽的女神浮雕，周围雕满各种鸡、鸟、虫、花、月、日的象形文字。这堪称是世界上最令人炫目夺魂的棺材。
在这狭窄的墓室里，要打开这座仅盖板就重达1250公斤的巨石棺材谈何容易？卡塔组织人力，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棺盖挪开了50厘米。
大家往里面一看，只见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躺在里面，他们认为这可能是法老的木乃伊。但经过清理才知道，原来是白色的亚麻布，经过几千年的岁月才变成黑色。卡塔把六层裹布慢慢揭开，里边出现了一具金棺材，棺材盖上雕塑着一个辉煌灿烂的黄金人像，这就是图坦卡芝法老的黄金人。
黄金人额头上刻有秃鹫和蛇的符号，象征着不可侵犯的主人的尊严。交叉在胸前的双手，拿着皇家标志的神鞭和笏。眼珠由黑石做成，巧妙地镶进黄金雕刻的洞内，深蓝色玻璃制成的眼眉，和眼珠融为一体，炯炯有神。额头上端端正正地摆着一束花。经过几千年漫长的岁月，花虽早已干枯，但颜色鲜艳依旧，这实在是一大奇迹。
而真正的奇迹还在这黄金人被拿走之后。一层画满荷花的布料，包着一个厚3厘米的纯金制成的棺材，上面刻着奥西里斯神像，镶嵌着宝石和有色玻璃。打开这个棺材，里面是一具黑色的木乃伊，这就是图坦卡芝法老。他安详地睡着。
在整个发掘过程中，卡塔等人在现场成立了一个实验研究所，利用现代科技，对每件物品进行照相，并绘制成图，以便作长期研究。
正当发掘者兴奋地在第二个大厅工作时，卡塔在前厅中发现了一个用粘土做成的匾额。几天之后，象形文字学家威葛第纳就把这个匾额上的文字翻译了出来：
谁触犯法老
灾难就降临
处于某种心理上的考虑，卡塔、卡那封等学者把这块匾额偷偷地处理了，后来在陵墓的收藏物中，再也见不到它的踪影。但是，它的阴影却永远铭刻在读过这则咒语的人们心中，而且由此引起了一系列难以令人置信的灾难。
一位妇女参观完墓室从金字塔中间的一条斜道上一步步退出时，忽然大叫起来：“我要出去，快救命！”说完就倒在斜道上，当场死去。不久，一位西班牙妇女也在斜道顶端墓室入口处尖声大叫起来，倒在地上，全身痉挛。众人把她抬出斜道，才渐渐恢复知觉。事后她说：“好象有什么东西突然打了我一样，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二天，开罗报纸登载了这个消息，于是世人纷纷传说：“这是法老显灵了！”
随着后来参加陵墓考察、发掘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以及医学家的相继死去，“法老显灵”的传说又蒙上了一层更为恐怖和神秘的色彩。有科学家认为，图坦卡芝法老墓中放入了一种难以测知的毒菌和一种带有辐射线的稀有元素，这种毒菌和元素侵入人的身体后，重者可当场昏迷死亡，轻者半年之后根据自身的抗菌能力而逐渐出现各种病症，直至最后死亡。
古埃及法老的陵墓金字塔，以其难解之谜困惑着人类，并让后人作出了无限的遐想、推测和追寻。
有关定陵地下玄宫的传闻，也像西方对金字塔一样，笼罩在极为恐怖和神秘的气氛之中。早在到达金刚墙之前，各种传言就在当地百姓和发掘民工中洪水般泛滥开来。有人预言在金刚墙后面，就有暗道机关，只要挪动一块砖石，就会有毒箭射出，无论身体哪个部位中箭，必死无疑。金刚墙出现后，有人对着封口仔细观察一番之后，见无可疑迹象，便又开始推测，金刚墙后面没有暗道机关，但地宫中可能布下了暗箭和飞刀。只要一打开地宫大门，就会万箭齐发，飞刀同落，休想逃命……各种传说神乎其神，令人不寒而栗。仅凭传说似乎不足为信，在金刚墙发现的十天之后，一个身穿破衣、头戴苇笠的老头，悄悄地出现在工地一角，见有民工过来就打招呼，极为神秘地说道：“我家藏有祖传陵谱，上面清楚地写着这定陵地宫里有一条小河，上面飘着一只小船，要想见到万历皇帝的棺椁，必须踏舟而过。过河后，有一万丈深沟，沟底铺满铁刺，上面铺一道翻板，要想渡船过河，踏板越沟，必须是生辰八字相符者才能成功，不然必得丧命……”
民工见这老头颇有点儿仙风道骨的气派，便一个个让他掐算生辰八字。老头也不客气，有求必应，看完之后每人收钱两角。一圈下来，便捞了几块钱。当赵其昌、白万玉等人闻讯而来时，老头早已溜之乎也。
民间的传闻、神秘的老者，构成了一个个谜团，在人们心中滚动，蔓延，升腾，恐怖神秘的传闻终于传进文化上层人物耳中，并由此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长陵发掘委员会的郭沫若、吴晗、邓拓、郑振铎，先后来到发掘现场并作指示：“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要做好妥善准备，以保证人身与文物的绝对安全。”学医出身的郭老，还有具体说法：“古墓有尸毒，你们必须注意。”
原本对传闻只当作笑料的发掘人员，面对文化大师们的指示，心中再也不能保持平静了。既然传闻已在人们心中引起如此大的波澜，就不能不认真地分析对待。
金字塔内的咒语，与古埃及人对神的崇拜与信仰有关。但在墓室中所发生的种种奇闻，也不全是假的，只是科学未对此作出满意的解释。据日本考察队对埃及胡夫金字塔的电磁探测，证实金字塔至少有一条未打开的秘密通道，通道外侧还埋着一条完整的船。这条通道是为谁设计的？船干什么用？会不会就是人们传说的暗道机关？这一切仍为千古之谜而没有解开。
赵其昌曾带着这些疑问同夏鼐仔细商量，并取得一致认识：从西方的金字塔以及其他的大墓来看，有的确实埋有盗墓者的尸体。但这些盗墓者的死因是由于墓中内在的力量冲击，还是外力所加害，尚没有弄清。这种现象，在中国的一些墓葬群中也不少见，有的墓葬一打开，里边有三、四具盗墓者的尸体。但从多数尸体的形状、神态和墓葬的环境可断定，大都是外来力量的侵袭所致。盗墓者摸到棺椁后，从一头爬到尸体之上，然后把早已准备好的绳子分别套在自己和死尸的脖子上，挺一挺身子，被套住脖子的尸体也就翘起身子，这样，盗墓者就可随意地搜索棺椁中的宝物甚至脱掉死尸的衣服。宝物从开启的洞中递出后，不等下边的人爬出来，外边的盗墓者就用石头或土块把洞口堵死，以便将宝物独占，而里边的盗墓者只有活活地憋死。所以无论是西方或是中国，盗墓者大多是父子或兄弟组成帮伙，而很少由朋友组成。中国的皇帝陵是首次科学发掘，到底里边是什么形状，有没有暗器机关，需要慎重对待，尤其应该注意的是里边的气体。为了防止尸体腐烂变质，可能要放些保护性的药剂，这些药剂和地宫的腐烂气体相混合，很可能变成伤害人类的毒气，为防止发生意外，应再研究些史料，做好开宫前的一切准备工作，不打无把握之仗……
于是，赵其昌一边紧张地作打开地宫准备工作，一边和刘精义研究史料，以便取得绝对的把握。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他所著的（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崩，葬桥山。”《史记·封禅书》中又引述了轩辕黄帝的死因和入葬情况：“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后来，汉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后曾说：“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在当时，司马迁对黄帝的离世或说是乘龙上天，或说崩葬桥山，或说是衣冠纪念冢未有定论。黄帝是否真有陵墓存之于世，历史上众说纷纭，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如《路史》对黄帝升仙之说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是秦汉时期方士之言，不足为训。《剑经》上说的则是黄帝铸鼎以疾崩葬桥山，意指为铸鼎时生病而死。但后面又说，五百年以后，山崩，墓内空室无尸，只存有黄帝的宝剑和赤靴。
其实，这些记载并未能说出黄帝陵的真实情况。根据中国墓葬发展过程推测，那时还不会有现在这样的高坟大冢，更不会有陵园祭殿的建筑物。那么，现在陕西、河南、河北、甘肃甚至北京附近，现存的轩辕黄帝陵或纪念性标志，都是后人为纪念这位祖先和心目中的英雄而修建的，里边根本不会有他的尸骨。但司马迁所记，汉武帝北巡朔方回长安时，曾在黄陵县城北面的桥山祭祀过黄帝陵，这一点应是事实。由此也可以断定，桥山黄帝陵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传说历史。
在中国历史上，关于帝王陵墓最早的可靠的记载，当是陕西省骊山的秦始皇陵。据《史记》载：“始皇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万人，穿三泉……”秦始皇十三岁即秦王位，不久就在骊山开始营建陵墓。统一天下后，又从全国征发来70多万人参加修筑，直至他50岁死时还未竣工，秦二世又修二年，前后共费时近四十年方完成这一浩大工程。
《史记》中，对陵的地下宫殿及陈设也有记述：地宫极其深邃而坚固，它不但砌筑“纹石”，堵绝了地下泉流，而且还涂有“丹漆”，起到了防潮作用。墓中建有宫殿及百官位次，放满珠玉珍宝，燃烧着用人鱼膏（一种四脚鱼，似人形，生活在东海中）熬的蜡烛，永久不灭。地宫中设有防备盗墓而自动发射的弩机暗箭，并在棺椁四周灌注水银，如同江河湖海围绕，机械转动，川流不息。上面象形日月天体，下面象形山川地理……作者还告诉后人，“二世葬始皇，令宫内宫女，凡无子女者，具殉葬；凡参修墓室之工匠，具另坑活埋之。”秦始皇入葬两千多年后，发掘人员在陵西南约1400米的姚池头和赵背后村发现有刑徒墓葬。这个占地1020平方米的“衣葬坟场”里，杂乱的骨殖竟然铺了一米多厚。这或许正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那些修陵工匠的归宿。
秦末战火中，秦始皇陵遭到了极大的浩劫。项羽入关以30万人发掘陵墓，宝器一月未能运完，最后付之一炬，大火一连三个月而不灭。后来，一个牧羊人因羊群跑进项羽部下所挖的始皇陵洞穴，便手执火把进洞搜寻，从而又引起洞内一场大火，地宫内的建筑全被烧毁。五代时军阀温韬以筹饷为名，复又进行大规模盗掘，陵中珠玉宝物被洗劫一空。
据《汉书》载，建元二年，也就是汉武帝即位第二年，也开始为自己营建“寿宫”，一直修了53年才竣工，等到武帝死后，陵上栽的树木已长得可以合抱了。陵墓高12丈，深13丈，墓室高1丈7尺，四门埋设暗剑、伏弩等机关，以防被盗，在开始营建的同时，迁各地富豪27万人到陵区居住。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就是这时由夏阳搬到这里的。西汉末年，赤眉军占领长安时，曾“破茂陵取物犹不尽”，其实在这之前，陵墓早已被当地匪兵盗掘过了。
为省人力物力，同时也防被盗，唐代帝王陵一开始就采用了以山为陵的形式，利用山的丘峰作为陵墓的坟头。安葬李世民的昭陵，就选择了长安西北海拔1188米的九Ｘ山为坟，凿山建造而成。史料记载，这一葬法是由李世民的结发之妻长孙皇后提出的。她先李世民而死，临终前对李世民说，为了节俭，尚需薄葬，“请因山而葬，勿需起坟”。实际上这是李世民自己的主张，不过借皇后之口提出而已。在他为长孙皇后所撰碑文上就曾说：“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已有。今因九Ｘ山为陵，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奸盗息心，存没无累。”
我们今天看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和高宗武后合葬的乾陵这两处以山为坟的陵寝，其气势之雄伟，连秦始皇陵的硕大封土也难以与之匹敌。至于防止盗掘，昭陵却未能逃脱，唐亡时军阀温韬率兵挖掘，曾运出金珠宝器无以数计。看来李世民并非真的“薄葬”。唯独高宗和武则天的乾陵至今没被盗掘，大概与山石坚固、巨石铅水封门有很大关系。
唐以后的诸家皇陵，大都有暗箭、弓弩、毒气之说，但多数还是遭到了后人的洗劫。至于盗掘中这些暗箭、弓弩、毒气到底是否发挥作用，发挥了多大作用，官方史料并无记载。只有一些野史叙说了盗墓者的详细盗掘经过和暗器的利害，但这些实不足为凭。即使近代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的乾隆、慈禧陵墓的详细经过，也是众说不一。何况假设陵墓地宫中果有暗器，也早被孙殿英的炸药包轰毁，起不到任何作用了。
但有一点不容忽视，当初万历皇帝修建定陵时，不会不知道历代帝王陵墓大多数被盗的事实，陵墓的具体负责者也一定读过《史记》和《汉书》之类的文献史料，对诸陵中所设暗道机关，自然明白无误。既如此，他们就不可能不在地宫中作些防盗的器械设备。而中国历史走到明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已经升起曙光，这一点，从明朝初期的郑和下西洋所率的庞大船队可以得到证实。这时要在地宫中设置防盗器具，秦汉的弓弩利箭被更加科学的先进武器所替代，大概已是理所当然的了。那么，定陵的地下宫殿到底有什么样的先进暗器？这个谜团久久地困扰着每一个发掘队员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