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定陵（北京十三陵明万历帝陵墓考古发掘经过）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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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大厦崩溃

张居正溘然长逝，标志着大明帝国最强有力的支柱轰然倒塌。大风起于清萍之末，朝野骤起反张浪潮。高拱的《病榻遗言》，使这位首辅彻底走向了悲剧的终点。而一代将星戚继光的殒落，使帝国大厦彻底崩溃——
【悲怆人生】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初夏，大明帝国的朝廷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叱咤风云的一代首辅张居正溘然长逝。
自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张居正独自担负起辅弼万历皇帝和内阁首辅的双重重任后，就开始了他那辉煌悲壮的人生旅途。他曾苦心孤诣地辅导圣学，主持改革，协调官府关系，一年四季繁忙至极。正如万历三年，张居正本人在给山东巡抚李渐庵写信时谈到自己的景况时所言：“自受事以来，昼作夜思。寝不寐，食不甘，以忧国家之事……每日戴星而入，朝不遑食，夕不遑食，形神俱瘁，心力异竭。”如此沉重的负担，对于一个50多岁的人来说，长此以往，必然心力耗竭，难以承受。
果然未出所料，张居正在辅佐万历皇帝整10载的1582年2月，也就是他五十八岁的时候，终于一病不起了。
10年之前，张居正就患有痔疮，因无暇医治，最终导致了日后的恶果。他从家乡请来一位名医，做过手术后虽然得到根除，但从此血气亏损，脾胃虚弱，不思饮食，不久便寸步难移，卧床不起了。在这个时刻，张居正只得再次要求致仕。早在两年前，当已是18岁的万历皇帝相继举行了耕猎礼和谒陵礼这两个标志着皇帝本人已经成年并能独立治理朝政时，他便向皇帝以“高位不可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为中心议题提出了“乞休”请求。多少年后，人们仍能从这篇奏疏中触摸到张居正的真实情感以及深深的忧虑之情：
“臣受事以来，夙夜兢惧，恒恐付托不效，有累先帝之明。又不自意特荷圣慈眷礼优崇，信任专笃，臣亦遂忘其愚陋，毕智竭力，图报国恩。嫌怨有所弗避，劳瘁有所弗辞，盖九年于兹矣。每自思惟，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然不敢遽尔乞身者，以时未可尔。今赖天地祖宗洪佑，中外安宁……以皇上之明圣，令诸臣得佐下风，以致升平保鸿业无难也。臣于是乃敢拜手稽首而归政焉。”
这篇奏疏可谓是张居正辅政八年多来真实的心灵写照。完全可以推断的是，张居正作为一个政治家，毕竟非同常人，虽然每个人对权位都有不同的向往和贪恋之心，但此时位极人臣，功高权重的他，不得不对自己的言行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历史教训有所顾虑。因为此时的张居正由于任重事繁，积劳过虑，形神顿惫，须发变白，血气早衰，已经进入垂垂暮年。在政治的漩涡中，他已感到力不从心，难以应付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新政的重重阻力，稍有不慎，即产生家破人亡的严重后果。与其中途翻车，不如急流勇退。于是，他以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姿态和谋略向皇帝提出了“乞休”请求，并希望皇帝“赐臣骸骨生还故乡，庶臣节得以终全”。
遗憾的是，张居正的“乞休”疏没有得到允可，万历皇帝毫不犹豫地降旨挽留：“卿受遗先帝，为朕元辅，忠勤匪懈，勋绩日隆。朕垂拱受成，依毗正切，岂得一日离朕！如何遽以归改乞休为请，使联恻然不宁。卿宜思先帝叮咛顾托之意，以社稷为重，永图襄赞，用慰朕怀，慎无再辞。”
面对皇帝的挽留，张居正并不罢休。于是，两天后，他再次上疏以示“乞休”。而面对张居正的坚决态度，万历皇帝有些踌躇了，在两难之际，他只得向皇太后请示。意想不到的是，皇太后挽留张居正的态度比万历还要坚决：“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万历提笔写了一道手谕，把慈圣皇太后的慈谕原原本本地告诉张居正。事情到了此时，张居正除了感激涕零地称颂皇恩浩荡外，还有什么理由再提及“乞休”？
当然，无论是皇帝还是皇太后，他们不可能站在张居正的角度上去观察判断问题，君臣的差异和不同必然造成相互之间感情的隔膜与各自利益上的无法真正沟通和平等。事实上，无论张居正怎样地位极人臣，权倾朝野，但他毕竟是主子家的一个工具，当这个主子尚需要这个工具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时，作为工具自身是无法退出把握着它的那副手掌的。而此时的张居正却产生了一种忧虑，他深知这个工具在蓦然天折之后是怎样的一种场面和结局。他在给自己的亲家、刑部尚书王之浩的信中，将这种如临深渊的心境明确地表露了出来：“弟德薄享厚，日夕栗栗，惧颠跻之遄及耳。顷者乞归，实揣分虞危，万非得已。且欲因而启主上以新政，期君臣于有终。乃不克如愿，而委任愈笃，负载愈重，孱弱之躯终不知所锐驾矣。奈何！奈何！”
长期的重负，使张居正身心交瘁，体质日趋衰弱。而无形的恐惧与忧患又加快了他生命的衰竭，直到一病不起。
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只得再次要求致仕，但这个要求仍然没能得到允许，万历只命他在家中安心调理。因为张居正把持朝政已久，内阁的其他辅臣对重要的朝政大事不敢裁决，故每天还有十几本甚至几十本奏章源源不断地送上门来。张居正只得强打精神在病榻上批阅。
到了六月初一日，张居正的身体更加虚弱。整个肌体羸疲，仅存皮骨，起卧翻身都需要别人帮扶。万般无奈中，再次上疏“乞休”。
当张居正发病时，万历对其病情就表现出特别的关心，除了召名医、赏金银，赐珍食之外，甚至为此落泪而吃不下饭。而这次万历接到这最后一本奏章后，在悲痛一番外，仍下诏慰留。诏旨极为亲切感人：“联久不见卿，朝夕殊念……惕然不宁。仍准给假调理。”
六月十二日，辽东镇夷堡明军在反击前来侵掠的北方少数民族中获得大捷，万历谕令论功。晋张居正为太师，并将其任锦衣卫指挥佥事的儿子升为同知、世袭。而此时的张居正已经人事不省，对万历的奖赏再也谈不到上疏谢却了。
六月十八日，张居正已处于回光返照的阶段，头脑暂时有些清醒。万历闻知，立即让司礼监太监持手敕前去慰问，同时授意让张居正留下遗嘱。张居正将未来内阁、六部人选都做了最后一次荐举。至六月二十日，终于放下手中的权柄，遗下70余岁的老母，30余岁的伴侣和6个儿子、6个孙子，离开了人世。终年58岁。
张居正的去世令大多数人感到突然，感到遗憾，毕竟他才只有五十八岁。然而苍天悠悠，人生苦短，由不得他再展宏图了。所幸的是，他毕竟在有生之年，基本实现了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抱负。在苍天赋予他那天时、地利、人和的交叉点上，他厘剔官弊，推行改革，终于使已经衰落的由明太祖朱元璋所制定的治国成宪，在万历初年又焕发了生机，并做出了“海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同寺积金四百余万”的辉煌业迹。
当然，就在他初步完成了这辉煌基业，并使自己跻身于中国历史的名相之列，因而有可能名传千古之时，也必然地受到当时旧势力的攻击和诽谤。甚至受到身家性命朝不保夕的威胁。对于这些，张居正生前早有感知和思想准备。多少年后，我们从他给河漕按院林之源的信中可以看到。“孤数年以来，所结怨于天下者不少矣！Ｘ夫恶党显排阴嗾，何尝一日忘于孤哉！”
对于这些攻击和诽谤，虽然他当时表示无所畏惧，“念已忘家殉国遑恤其他！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但时间一久，对自己的前途也未免有些担忧。因此，在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以后，便屡屡上疏坚退。但由于李太后和万历皇帝本人的坚留，以及由他自己所造成的长期独自当国的政治局面，要想中途隐退是根本办不到的。而越是不能隐退，心中就越发焦虑不安，忧郁不止。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他在给已退休的前首辅徐阶写信时，又进一步谈到了这种进退维谷，骑虎难下的局面。他说：“正膺重任九年于兹，恒恐不得保首领以辱国家。乞不肖之身，归伏陇亩，以明进退之节。自是羁绁愈坚，忧危愈重矣！”
果然不出所料，张居正这座灯塔的熄灭，在使这个庞大的帝国迷失方向而迅速滑向深渊的同时，也使这座灯塔照耀引导下的帝国舵手万历皇帝顿感茫然无措，直至最后沉沦于官河宦海的泥沼而无力自拔。其最终结果是，张居正再也不能前来为他解脱，而他也自然就顾不得张居正了。张氏举家的厄运由此得以开始。
【举家罹难】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十月，也就是张居正死后仅三个多月的时间，那些代表旧势力的“Ｘ夫恶党”，便开始向张居正反攻倒算了。
当张居正生前的反对派，山东道监察御史江东之、江西道御史李植，从左右太监口中得知，张居正在病故以后，万历特别厌恶冯保的消息后，便决定先从冯保身上下手，然后再看万历的态度。为了慎重起见，首先由江东之上疏弹劾冯保的亲信徐爵。结果徐爵很快就被逮入狱论死。这样，万历痛恶冯保的态度得到了证实。于是，在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十二月壬辰（初八日）再由李植出面，上疏弹劾冯保十二大罪状。万历览奏之后，果然大喜说：“吾待此疏久矣！”立降冯保到南京闲住。司礼监太监张诚和张鲸见冯保势危，也乘机在神宗面前攻击冯保，说冯保家资富饶胜过皇上。这一诱惑，马上激起了万历的好奇之心，立即下令逮捕冯保及其侄子冯邦宁等人，并籍其家。结果抄得金银一百余万两，珍珠宝玩无以数计。从此，始尝到了抄家的甜头。到了万历十一年（1583年）一月，这个历侍三朝，大体上还能保持名节的冯保和他的侄子冯邦宁便瘐死于狱中。
这些“Ｘ夫恶党”没费多大气力就将冯保参倒，并将张居正临终之前所推荐的潘晟、梁梦龙、王篆等人逐个逼退。这样，万历对张居正的态度便不侦自知了。于是，他们也照用攻击冯保的办法来对付张居正。即先由吏科给事中陈兴郊上疏弹劾张居正的家奴游七（游守礼），结果游七很快被逮入狱。陕西道道御史扬四知，趁机上疏弹劾张居正欺君蔽主，奢僭侈专、招权树党等十四大罪。万历览奏以后，马上谕旨说：“居正不思尽忠报国，顾怙宠行私，殊负恩眷。”但此时还算没有完全忘记张居正的功劳，“念系皇考付托，侍朕冲龄，有十年辅理之功。姑不问，以全终始。”并渝令廷臣：各省修职业，对张居正，不必再追论往事。如果廷臣真的能够按照万历的谕旨行事，那么张居正还可能做到“以全终始。”但这些“Ｘ夫恶党”，既以得势，对张居正的攻击岂能就此罢休？到了万历十一年（1583年）三月，大礼寺将游七等人屈招污指张居正的狱辞呈上以后，万历览阅大怒。渝令追夺张居正赠官，儿子除名，游七等人论死，其余人远戌。同年八月，再追夺张居正谥号。到了此时，以前加封于张居正的张太师、张文忠等尊称全部没人再提了，就只剩下一个普普通通的张居正而已。这还不算完结，到了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乙卯（初九日），辽庄王次妃王氏，又进一步上疏鸣冤，说张居正陷害亲王，强占辽府祖业。并造谣说，辽府万计金宝，尽入张居正家中。万历一见“万计金宝”的讼词，好奇嗜利之心顿起，遂产生了没收其家产的欲望。
然而，更令万历愤怒的事还在被继续揭露出来。由于张居正回家奔丧时，戚继光曾派了一队鸟铳作为卫士助威。于是，有人便借题发挥告发张居正有谋反之心，而总兵戚继光就是他谋大逆的后盾。为了证实这个推论的确信无疑，告发者还举出两件事作为佐证。一是有一次应天府乡试，试官出的题目是“舜亦以命禹”。也就是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即皇帝应该像舜那样禅位于德才兼备的张居正。这居心险恶的题目，是为张篡位作舆论准备。二是张居正曾在有人奉承他有“人主之风”时，竟含笑不语。张居正的野心，在他回家奔丧时，所带的戚继光的鸟铣手大显威风中亦可看出……
正在这刀光剑影、张氏家族性命难保的紧要关头，前首辅高拱的《病榻遗言》传到了万历的手中。这本小册子的传来，尤如一把利剑深深地刺痛了万历皇帝的心，并使他对张太师的回忆，连勉强保留下来的一部分敬爱和怜悯也化为乌有。他发现，他和他的母后曾误信张居正的所作所为是出于保障皇位的稳定，而现在看来，张居正不过是出于卑鄙的动机而卖友求荣，纯粹是一个玩弄阴谋与权术的小人。他忆起了张居正与母亲、冯保合伙，逼他向群臣下“罪己招”的尴尬场面，忆起了张居正当着群臣之面，大声喝斥“当读作勃”而让自己无地自容的痛苦的求学历程……既然如此，就无什么情谊和怜悯可言，籍没家产也是理所当然。于是，万历皇帝立即谕令司礼监太监张诚、刑部右侍郎邱Ｘ、锦衣卫指挥贾应魁，赴江陵籍没张居正家产，并查抄其在京寓所。
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四月二十一日，籍没张居正家产的谕旨传至荆州。荆州知府和江陵知县为了抢头功，亲自到张府封门，将张宅内的男女老少全部关进空房，不供食水，不许走动。直到五月五日，张诚等人才到达江陵。待打开房门一看，已饿死十余人。张诚等置死人于不顾，马上命令吏卒抄掠财物。经过搜查拷问和挖地撬石之后，共搜出黄金一万余两，白银十万余两。五月七日，开始审讯张居正的嫡子张敬修，对其黑巾蒙首，严施酷刑。五月十日，又将全部家人一一隔离，分别拷打审问。审讯当中，慑以非刑，悲惨之状目不忍睹，凄哭之声令人肝肠寸断。张敬修不堪忍受残酷折磨，悬梁自尽。张居正三子张懋修投井未死，绝食不亡，幸保一命。
抄家之后，张敬修自缢，张宅饿死十余口的消息传至京都以后，引起满朝大哗。由于内阁重臣申时行、左都御史赵锦的恳求，万历皇帝才允许给张居正家留空宅一所，田地十顷，用以赡养张的老母。对其他财产则全部没收。张居正的弟弟、儿子、孙子俱发戍充边。其本属、亲属、邻里也全被株连治罪。
“张居正事件”的突发，使朝野上下顿时变得乌烟瘴气，混乱不堪。各色官场人物怀揣各自的目的，相互怀疑和攻击，排挤与陷害，一时出现了“群指为跃冶，合喙以攻之。大臣与小臣水火矣。又有奔走权门，甘心吠尧者，小臣复与小臣水火矣”的混乱局面。
在查抄张府的过程中，刑部尚书潘季驯等人曾在奏疏中提及张府饿死多人。对于这一情节，万历皇帝极为不快，下诏命司礼太监张诚查明。作为此次抄家的主管太监，自然不敢如实禀报，便回奏称：“只二人”，回避了饿死多少人这一事实。这时，江西道御史李植以独特的政治敏感与嗅觉，上疏弹劾潘季驯，说潘季驯“无中生有，欺皇上于今日矣。”于是，潘季驯很快被降旨革职为民。而李植以及先前弹劾张居正有功的江东之、羊可立三人，以“尽忠言事，揭发大奸有功”的名义，分别晋升为太仆寺少卿、光禄寺少卿和尚宝司少卿。这三个以整人发迹的政治暴发户骤然成了万历皇帝心中的红人。而抄家有功的张诚很快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并兼管东厂及内官监，取代了当年炙手可热的人物——冯保。
“张居正事件”既然已经至此，作为万历皇帝自然无法后退，对这一切措施和结果，他必须向天下臣民作出交代。如果说张居正谋逆篡位，一则缺乏证据，二则对皇室也无裨益。在抄家四个月之后，万历皇帝正式对张居正宣布了总结性的罪状：“诬蔑亲藩、侵夺王府坟地、箝制言官、蔽塞联聪……专政擅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斩棺戮尸，念勤劳有年，姑免尽法。”
张居正患病的时候，北京的部、院及大部分省、府，都为他建斋祈祷，保佑他平安。赞扬之声充满朝廷内外，很少有人指责他的缺点。待他病故，万历追论他的罪过以后，又千夫乱指，诽谤、诬陷充满朝廷，几乎没有人为其说一句公道话。只有当时拒官隐退的大思想家、学者李贽，以高贵的人格精神，勇敢地站出来替张居正奔走呼号，大鸣不平，并称颂他是“宰相之杰”、“胆如天大”。
当然，那些“Ｘ夫恶党”们以及万历皇帝本人，不会因为李贽的呼号而改变对张居正的看法。与此相反的是，在抽掉张居正这根帝国的政治支柱以后，又在谋划着抽掉另一根军事支柱，直到这座帝国大厦彻底崩溃方才罢休。
【将星西殒】
早在张居正逝世不久，反张派就秘密提醒万历：戚继光是伏在宫门外的一头猛兽，他只听从张居正的调遣，别人无法节制，倘不提防，极有可能使其谋反。而作为手握重兵，捍卫京都门户的“戚家军”一旦谋反，后果不堪设想。
万历听后，深以为然。为防后患，他当机立断，把驻守华北重镇、京都门户蓟州的总兵戚继光调任广东任总兵。因为一时还抓不到戚继光谋反的把柄，万历及反张派都认为这样做是最好的方式。戚继光的官职依旧，但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捍卫京都的重要地位。这一点，戚继光本人更是明白无误。所以调往广东之后的他，如同一只猛虎被赶进了松软的沙滩，很难再有大显身手的可能了。不过作为一员武将，只是在精神上感到消沉郁闷，并未完全意识到处境的严峻，而当清算张居正达到高潮的第二年，他才猛悟到局势的严重和自己身处的险恶境地。为避杀身之祸，他很快向朝廷呈请了离职的疏文，实指望早日交出兵权，以绝朝廷及反对派的怀疑。可惜的是，迅速发展的时局已不允许他做出如此聪明的选择了。既然他被视为张居正的同党和朝廷的心腹之患，等待他的自然也是一场悲剧。他很快作为张居正的党羽而受到参劾，万历皇帝毫不留情地将其革职，并将他的部下将领胡守仁、朱钰、金科等人或革职或发戌边陲，以此斩草除根。
对于戚继光的这个结局，没有人感到奇怪。既然这颗将星是由于张居正的庇护和支持得以冉冉升起，并由此照亮了大明王朝的边陲，那么在张居正营筑的权力大厦崩溃之时，他就理所当然地摔落下来，并从此黯然失色。
当然，就在这位“一剑横空星斗寒”的名将戚继光遭到革职之时，也有正直的臣僚表示了内心的不平和同情，尤其对“戚家军”的解体表示出极大的忧虑：这曾是一支怎样的钢铁部队，它在抗倭和捍卫京都的风风雨雨中，为飘摇的大明王朝立下了何等的战功而荣得了多么显赫的声名。这样一支帝国最优秀的军事力量，就这样随着戚继光的革职而土崩瓦解了吗？
多少年后，人们仍能从戚继光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中，看到他是怎样建立起这支铁军的。这位自小生长于山东沿海的武举，在移驻浙江并经历了一连串同倭寇的作战之后，终于做出了具有历史性的创建“戚家军”的决策。从戚继光宣布招兵办法、规定月饷数字、拟订分配兵员职务的原则、明确官兵职责，到设置队、哨、马的各级组织，以及统一武器规格、颁发旗帜金鼓等一系列措施和方略来看，这位年轻的将军具有极高的军事修养和以身示范的献身精神。而他创立的“鸳鸯阵”、“两才阵”、“三才阵”以及“连坐法”，又使这种军事天才发挥到极至，并赋予这支军队以钢铁的纪律和战无不胜的气概。
戚继光生逢其时，使他能够在明朝中晚期没有大的战争中，确立了他在中国历史上赫赫名将的地位，并为此留下了不朽的声名。对于时势的造就和朝廷以及地方官员的支持，戚继光当年总是感激不已。就在“戚家军”成立不久一次对士兵训话时，他说：“你们当兵之日，虽刮风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这银钱分毫都是官府征派你的地方百姓办纳来的。你们在家哪个不是耕种的百姓？你们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即当思想今日食银之不易。不用你耕种劳作，养你一生，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你不肯杀贼保障他们，养你何用？就是军法漏网，天也假手于人杀死你们！”
道德义务的劝说加上群众固有的宗教信仰，使戚继光得以在所招募的新兵中很快建立了铁一般的纪律。这一点，从浙江总督胡宗宪检阅新军的场景中可以看出。
当戚继光将招募的新军练好并等待支持自己的上级胡宗宪检阅的那天，天空忽然下起了大雨，胡宗宪坐着蒙着油布的大轿赶到校场。只见偌大的校场中央，一排排盔甲鲜明的将士，笔直地站在瓢泼大雨之中，尤如雕塑般一动不动。而前面正中站着一位银盔银甲的将军，正是年方三十四岁的戚继光。
总督胡完宪站在检阅台上开始检阅，只见在戚继光的率领下，队伍一个分队一个分队地从台前走过。雨越下越大，道道水柱从将士们的头盔、战袍上淌下来，但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步伐整齐，号声响亮，虽然只有三千人，但校场内却像卷过了千军万马，气贯天地。
胡宗宪当然是激动万分，赞叹不已，他为拥有了这位军事天才而庆幸，更为“戚家军”雄壮的军威所折服。待阅兵完毕，他不无感概地对戚继光说：“今戚将军所建新军，颇有虎狼之势，若用之于战，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何愁倭寇之患？”胡宗宪回到衙门后，立即下令将原有的军队退回原地驻守，将“戚家军”作为机动主力迎击倭寇。
“戚家军”不负所望，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开始，这支部队在倭寇活动最为猖獗的浙江前沿，屡次攻坚、解围、迎战、追击，并在战斗中显示了无比的威力。致使倭寇闻风丧胆，望风而逃，不得不先后撤出浙江，转而攻掠福建。而已扩编到六千余人的“戚家军”，又奉命进入福建前沿，转战千里，连打胜仗，至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戚继光率师再下广东，肃清了广东境内的残倭。至此，明代中晚期猖獗了二十年的沿海倭患，基本得以平定。这个颇令人欣慰的结局除部队本身的战斗力外，作为主帅戚继光卓越的军事指挥战略和组织才能，更是决定战斗胜利不可缺少的因素。
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戚继光调任蓟州总兵，总管全区部队的指挥调度之权。蓟州为华北重镇，防区为北京东北一带。这里的情况同南方截然不同，其威胁来自边外的游牧民族。每当遇到干旱，蒙古的骑兵部队就会按照他们的成例掠夺中原财产。他们的军事特点在于流动性和迅猛的冲击力量，如同山洪倾泻而下，势不可挡。戚继光的到来，正是为迎击这一股股强悍的敌军而充当帝国屏障的。
张居正在戚继光北调的前几个月才出任内阁大学士，作为一名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早在他入阁之初就有重整军备的雄心，这一点，从他给穆宗的《陈六事疏》中即可看到。如今东南沿海的倭寇已除，而蓟州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他所关注的热点。当戚继光下定决心要改进蓟州军队装备的消息传入内阁后，大明一朝最能决定帝国命运的两个人物，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他们之间的友谊也自此拉开了序幕。
有了张居正的支持，蓟州军队就按照戚继光的意志开始了新的旅程。戚继光先把他在浙江所训练的一部分士兵调至蓟州，最初为三千人，以后扩充为二万人，以稳住阵势。为使戚继光的改革顺利进行，张居正设法把蓟州辖境内的其他高级将领调往别处，以免遇事掣肘。在以后的几年中，凡是和戚继光为难的当地文官，也被张居正不露声色地陆续调迁。
蓟州军渐为戚继光所控制。训练一开始，就受到了来自朝廷的优厚的财政支持，从而制造、购买了大量的军马、火器及战车。张居正的做法，在给予了戚继光支持的同时，也加剧了其他各镇文武官员的嫉恨和猜测。所以张居正死后，反对他的人提出蓟州驻军是他培植私人武装以作政治资本，攻击戚继光是伏在宫门之外的一头猛兽，也就毫不奇怪了。
戚继光出任蓟州总兵不到三年，就使他的军队再度展起江南“戚家军”的雄风。其军纪之严明，战术之精湛，作战之勇猛，为本朝其他军队所未有。正是慑于他的强大力量，北方的蒙古部族才主动放弃了骚扰中原的政策，并立誓不再进犯。而且约束所有的北方部落，以作为接受津贴和互市的条件。
多少年后，有研究者认为，和戚继光同时代的将领，没有人能够建立如此辉煌的功业，他得到了武官所能得到的一切荣誉。他之所以取得如此伟大的业绩，关键在于他没有把张居正的支持和自己的才华，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正是鉴于他的辉煌伟业和高贵的人格，在后人眼中他晚年的遭际就更显得悲壮和令人同情。
戚继光被革职家居以后，他的结发妻子毫不留情地遗弃了他。他曾统率十万大军，索以慷慨直爽著称，对朋友更是热情相助，肝胆相照。可是在家闲居的日子，却只有很少几个朋友和他来往。在他叱咤风云之时，没有过多的积蓄，以至在革职之后，落得一贫如洗，医药无资。英雄末路，令人扼腕叹息。当他终于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为他书写墓志铭的汪道昆写到“口鸡三号，将星殒矣”之时，在场的人无不潸然泪下。
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十二月十二日，一代名将戚继光去世的消息，通过东厂特务的秘密通报，被万历皇帝所获悉。此时的万历神情木然，像了却了一件心腹大事一样，轻轻地吁了口气。而这时的万历皇帝尚不知道，在将星西陨之际，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已经准备出征英国。30年后，本朝的官兵和努尔哈赤的部队不可避免地交锋，因明军缺乏“戚家军”苦心训练的战术和严明的纪律，结果溃不成军，一败涂地。兹后八旗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无敌的铁骑越过山海雄关，踏碎了中原大地，一个以清代明的新时代马上就要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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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皇陵中的爱情

简易的木板房，包容着一条条年轻的躯体，却包不住一个个桃花春梦。相思穿越历史的长廊，寻回许多滋味。在古老的皇家陵园里，两对恋人做出了不同的抉择——
【一根骨针】
西郊公园会议之后，吴晗和夏鼐先后来到定陵发掘现场，察看了小石碑的形状和位置后，和发掘队一起制订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在第二道探沟的西侧，隔开二米宽的距离，并与第二探沟垂直，对准宝顶的地下中心方位，开掘一条东西走向的探沟。这样可取捷径找到通向地宫的隧道，直达地宫。
由于小石碑的出现，民工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松散，而且酷暑渐渐退去，秋风在园中吹拂，大家精神大振，干劲倍增。
就在第三道探沟挖到二米深时，有个民工突然发现了一根约5厘米长的细棍。这根比铅笔还细的东西，酷像皇妃头上插戴的玉簪。民工用手擦去上面的泥土和腐质，跑上探沟，高声呼喊：“赵先生，我挖出一支皇后的玉簪，你看看。”
赵其昌惊喜地接过来，仔细端详了一会，欲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最后鼓励这个民工一番，就去找白万玉老人。
“白老，你看这是什么？”赵其昌递过去：“我看这是根骨针，新石器时代的产物。”
白万玉接过放在手中掂了掂，又擦了擦尘土，点点头：“没错，是根骨针，几千年了，怎么在这里出现呢？”
按教科书划分，这骨针应属于原始社会后期的产物，最短时间也应是三、四千年以前的，为什么会跑到这三百年前的探沟中？它从哪里来？它的出现与陵墓有什么样的联系？
正当他们思索着这个谜时，夏鼐驱车而来。赵其昌把骨针递上，诙谐地说，“夏所长，探沟里发现了一支玉簪，你看看。”
夏鼐接过，瞅了一眼，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好一支玉簪呵。”他沉思片刻，极其肯定地说：“这根骨针是随着隧道的填土，从远处迁移而来的。这就说明在陵区周围，有新石器时代遗址。要想得到证实。你们不妨找找看。”
当地传说，各陵宝城内黄土堆成的宝顶，不是就地取土堆成的，而是来自十几里外。皇帝注重风水、龙脉，陵园内不仅不能取土，也不能用车运土，而是军民工匠排成长队，一筐一筐地从远处传递而来。文献记载，金代建立中都城就是用的这一方法，从百里之外的涿州运土。明代文献也屡有记载，陵园附近严禁破山取土损伤龙脉。看来这传说可能是事实。但龙脉的边缘在哪里？小小的骨针把工作队引向十几里外。
在定陵西南十五六里地方，有一片洁净的黄土，中间是大片坑洼，原有积水，现已干涸，洼地足有二万平方米。问了问当地老乡，他们说这里叫“黄土塘”。就在塘边土沿上，又采集到一些与骨针属于同一时代的陶片；再取土样与定陵的填土对比，完全一样，这就可以肯定，定陵的填土取自于此。有来龙就有去脉，沧海变桑田，三千多年前的先民遗址，而今又作了皇陵上的一抔黄土。
实际上，这枚小小的骨针还把人引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在陵区大红门东北边的宝山下，发现了一把石斧和一些原始人做饭使用的陶罐碎片、鬲腿等，还不时出现一些时代较晚的瓦片。稍后，赵其昌和白万玉带领考古所和北京大学的老师、同行再到宝山查看时，每个人手里几乎都捡到一些遗物。他的老师，北大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教授当着大家的面问赵其昌：“对这个遗址，你怎么看？”白万玉凑过来说：“苏先生又要考你呢！这是你野外实习的补考，好好答，争取满分。”赵其昌笑笑，果真一本正经地回答道：“这是个先民理想的生活处所。第一，小山北面陡峭，山下是河，下山取水方便；第二，山南平坦，便于农耕，搭个草棚，高坡向阳。至于时代嘛，从遗物看自然属新石器时代晚期，不过从那些布纹瓦片看，可能延续到汉代或再晚些，这里仍有居民在活动。”大家七嘴八舌地嚷嚷：“可以及格，满分不够”。阎文儒教授又问：“怎么防御野兽啊？”赵其昌说：“北面是大河，自然的围墙，哪来的野兽。”工作队的庞中威立刻接道：“真有野兽，山下有狼窝。前不久泰陵那里一个小伙子还在洞里捉住三只狼崽子，老狼连连嚎叫几夜。要不是先把小狼捉走，肯定连老狼也一网打尽……”苏秉琦笑了：“不是说北面的防御，是说南面。”赵其昌看出老师们是在开玩笑，也转了话题：“南面的村子叫龙母庄，长陵园，是明朝为祭陵种植瓜果上贡的地方，也是程六的老家，当年程六爷盗掘了万娘娘的坟，把凤冠拿回家，他结婚时新娘子还把它戴在头上臭美呢。文献上还说，姚广孝扮作卜卦先生，帮助永乐选陵就是在龙母庄出现的……”
夏所长半天不语，只是微笑，最后说：“看来北京的考古图上还要标上一个点，增加个宝山遗址。你们定陵完工后，就转向宝山。”白万玉笑了：“我是赶不上了，赵公可能还有希望吧！”
从三千年前的先民，到三百年的皇陵，谁也没有想到，白云苍狗，变化竟这么大。而今，又过了40多年这里却盖起旅游饭店，建起高楼，与古老陵园形成强烈反差，反而不伦不类了。一根骨针引出的两条长线，就这样断头了。
【木板房突然塌陷】
发掘工程在快速进展。为了工作方便，发掘队雇来建筑工人，在陵园内北侧的大墙下，用竹片和木板搭成十几间简易房屋。11月中旬，发掘队员由昭陵村搬入这片古松荒草拥抱的木板房定居。
木板房虽然简陋，却也别致。屋内用水泥掺合刨花压成薄板衬里，屋顶用石绵瓦覆盖，在这古老残破的陵园内，分外醒目，增添了不少时代气息。工作队根据人员年龄和各自的工作特点分配房间，每两人一间，剩余的两间作为接待室和仓库。
自搬进简易房后，赵其昌和刘精义就开始精心布置他们共有的窝。几支木箱垒起来的“柜橱”上，摆满了琉璃瓦片、瓷兽、石斧，骨针……俨然是一个小型博物馆。墙壁上贴满了各种图表和数字，一进门，就能清楚地看到十三座陵墓的布局和建筑形状，以及三道探沟的位置……当这一切完全就绪后，两位小伙子便叫来白万玉老人：“白老，你看这房子咋样？”
白万玉一见，立即露出笑：“这是一间很不错的作战指挥室呵。”白万玉说着，不经心地往床上一坐，“噗哧”一声，整个身子陷了下去，头差点撞到后边的墙板上。两个小伙子哈哈大笑。
“哎，这里啥名堂？！”白万玉爬起来，掀开褥子。只见床的四条腿是用四根木桩插进土里，四周用木板挡严，中间用酸枣树枝和枯草填满，上面铺上山草，最后用褥子和白布封顶。白老转身指着赵其昌的鼻子：“肯定是你小子出的鬼点子。”
“怎么样，白老给你也来一个沙发床？既软又暖，美观大方。”刘精义笑着说。
白万玉摇摇头：“我可没这福气，半夜一翻身，酸枣枝扎出来，我这把老骨头也得进万历的地宫了。”两个小伙子再度大笑起来，简朴的木板房内，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10天后的一个晚上，赵其昌和刘精义正躺在“沙发床”上酣睡，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天花板哗啦啦落到两人身上，身子被压进床里。白万玉和几个队员听到响动和两人的叫声，赶忙起身跑过来，点燃蜡烛一看，天花板蠕动着，刘精义还在下面嗷嗷乱叫。白万玉急忙叫人掀开天花板，刘精义一咕碌爬起来，长嘘一声：“哎呀我的妈——”
等赵其昌爬起来，和刘精义一起活动了几下身体，见未受伤，大家放下心来。白万玉摸着刘精义冒热汗的额头，调侃地说：“看来这沙发床还真叫你们做着了，要不然，就难见你的妈妈了。”
第二天一早，民工们围着刘精义问天花板塌落的原因，刘精义信口说：“不是木板房作的不坚固，就是鬼魂作怪！”一句话把民工们逗笑了。他们说：“还是鬼魂是假，科学是真哟！要不怎么能找到小石碑？有石碑指引还愁找不到万历？”曾几何时，长期困惑他们的“‘鬼魂”换上了科学发掘，这也许是发现小石碑后的又一重大收获。木板房的塌陷，倒成了“鬼魂”与“科学”分界的标志。民工们心中的“鬼魂”被送走得这么快，这是工作队万没料到的。
【苦难的岁月】
严酷的冬天到来了，雪花不停地在陵园飘洒，凛冽的寒风在北国空旷的原野上纵横穿梭。木板房内生起了炉火，探沟内的湿泥被冻成坚硬的土块，大家的衣服都在加厚。
寒冷的天气，给发掘工作和大家的生活带来了困难。每天清晨，民工们要费很大的劲把沟内的冻土层凿开，凛冽的北风小刀一样扎在脸上，苦痛难耐。由于整天工作在潮湿的泥土中，民工的手脚都开始皴裂，工程进度明显缓慢下来。每到晚上，民工们各自回家，发掘队的六七个人，却在木板房里苦度寒夜。小小的炉火毕竟抵不住强大寒流的侵袭，况且，这炉火给大家带来的温暖也是短暂的，一旦火焰熄灭，旷野的寒风就像报复一样向木板房发起连续的攻击。朔风咆哮，枯树摇撼，鸟兽哀鸣，使这古老神秘的皇家陵园更加阴森、恐怖与苍凉。这是一个生者与死者、阳间与阴间交融的世界，这是一个恍惚飘渺于尘世之外的幽秘的生息空间，是对人类生存本能所具有的是大张力与韧力的检验场。在这里，几乎每个发掘队员都在咬紧牙关，使出浑身解数艰难地对抗着。唯独有一个人例外。面对眼前的一切，仍像平时一样谈笑风生，来去自如。他就是白万玉老人。
事实上，目前的十三陵和无垠的西域大漠怎能相提并论。在那更为酷烈的环境中，他以失去两个手指的代价，经受了大自然的考验，展示了人类顽强的生命力，在广袤的大漠深处，用双脚踩出了一个大写的人字。
1914年，瑞典著名的地质学家安特生来到中国西部，进行矿产资源的调查和开发。当他行至察哈尔龙关县时，感到人手短缺，决定在当地招收几个青壮年，协助工作。白万玉自幼家境贫寒，在外国人办的教堂里做杂工的父亲，得知消息，便让年仅15岁的儿子前去报名。聪明老练的安特生，面对一个个身材干瘦的穷家子弟，极不放心地进行了一次别具一格的考试。他让参试者每人拿一杆小旗，插到指定的小山顶上。一切准备就绪，安特生喊了一声“开始——”，孩子们撒开双脚，向山顶奔去。白万玉一马当先，第一个将旗插上山尖。安特生满意地点点头，收下了白万玉和另外两名十六、七岁的孩子。
自此，白万玉跟随安特生走进西域戈壁大漠，开始了遥远的探险途程。当他们一行穿过拉瓦克沙漠向古楼兰行进时，闯入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一座座天然的城堡构成了神秘莫测的迷宫。此种地形当地百姓称之为“雅丹”，也就是地理学上的“风蚀土台群”。
白万玉随安特生跋涉在这神奇复杂的雅丹地区，看到地面上覆盖着一层层很厚的灰白色盐壳，踩上去嘎吱嘎吱地响，有时还会噗哧噗哧地陷脚。骆驼和马匹走在这坚硬如石的盐碱地上，蹄子不时地被磨出血来，从而发生严重的溃疡，无法骑用。安特生不得不下令将骆驼和马匹扔掉，率队在沙漠中用自己的双腿行走。
此时已进入10月，旷古幽深的西部大漠，寒风刺骨，沙石飞扬，进入夜晚，气温降到零下30多度。队员们咬紧牙关，跋涉半个多月，终于走出雅丹地带。也就在这时，白万玉的手指被冻坏，最后不得不将两个已无法医治的手指割下，以保全其他手指。
近三年的大漠生涯，使白万玉学会了骑射、考察方法、发掘要领和绘画、照相、保护古物等具体的事宜。同时大漠风沙也把他锤炼成一条坚硬的血性汉子。1927年，白万玉再度跟随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去西域考察探险。这时的他已经趋于成熟，并在考察发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正是从这时起，他作为中国第一代考古工作者，注定要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留下他的名字。
正是得益于青少年时代这段非凡的经历和丰富的发掘经验，才使定陵的发掘工作在他的具体安排下，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他对定陵发掘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开始时并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工程的进展，才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并被大家所认识。
在定陵工地开掘的三道探沟中，每一道探沟的两壁都按他的要求，做成70度的斜坡，上下每隔二米作一台阶，每隔五、六米长，再留出一道竖立的墙垛，使二十多米深的探沟形成一个阶梯式结构。这种做法，完全是来自他青年时代的经验形成。
那是1934年，他跟随苏秉琦教授在陕西宝鸡附近发掘一个王侯墓。由于坡度太小，加上土坡的台阶之间距离过大，“轰隆”一声，土方塌陷下来，把一个民工埋在沟里。当把人从土中扒出来时，他已经停止呼吸。这一次把中央研究院拨的发掘经费全部赔偿了，发掘工作没有经费无法继续进行。这个教训，非常深刻，老人始终不能忘怀，并且经常念叨。赵其昌曾经问过他最后是怎么结局的，他说：“后来的事嘛！简直令人意想不到！”说着他吸着烟，又翘起大姆指。
“你知道苏先生是哪里人？”赵其昌说：“这个我可清楚，苏老师是河北省高阳县，离我们老家不远，家庭是民族资本家，生产的名牌‘双龙珠’棉布，专门抵制外国的‘洋布’，远近闻名。”白老得意地笑起来：“对啦！他们家西安也有纺织厂，是他的兄长秉璋先生经营。宝鸡工地出了事，发掘费没有了，苏先生叫我去西安，我带了一个民工，连夜奔到西安，见了他大哥，送上信函，他看了信当然明白，我又补了句‘二先生叫我来取钱’。大先生非常客气，说：‘明白！你们先吃饭吧！’没等我们吃完饭，五百元现大洋已经包好，分装在两个麻袋里，我们没敢耽搁，背着它又赶回了宝鸡。”白老真的有点激动了，涨红的脸，手捻着纸烟头：“赵公！五百块银元现在合多少钱？当时也能买几百袋白面！你也许说以后再还帐！其实，谁还？还谁呀！这就算舍已奉公，补助了发掘费！我经手我知道，我不说谁知道？这就是考古学家的风格！”白老再次激动起来，翘起姆指又意味深长地晃了两下。
那是一座小墓，工程出土量自然不能和定陵相比。正因为如此，白万玉老人才格外慎重，每天都要对土层进行详细检查，做到万无一失。
【年夜篝火】
1957年的元旦节到来了。
清晨，工作队员们从屋里出来，惊讶地发现陵园里铺满了一层厚厚的白雪。苍松翠柏，楼阁殿宇，宝城宝顶都穿上了一层素白的银装。太阳悄悄地从东方的虎峪山探出头来，满面羞容地窥视着这个宁静宽广的世界。阳光如丝，穿过茂密的松隙，透射到雪地上，散发出金黄色的光芒，金辉银光映衬着朱红色的宝城，使这座皇家陵园分外旖旎与壮美，置身其中，仿佛进入一个童话的世界。
这是上帝与大自然的双重馈赠，这是千百年来人类探寻和幻想的梦中乐园！
民工们踏着积雪，三三两两地来到陵园，聚集到木板房前。那一张张黧黑憨厚的面庞，荡漾着很少有过的激动与欢笑。工作队决定，元旦放假一天，上午集体会餐，下午自由活动。这样的假日生活，对于常年匍匐在土地上的农民来说，也许是第一次享受。
那个曾经在定陵发掘中铲下第一锹土的民工队长王启发，满头冒着热汗，把饮用水从二里多地的九龙池挑进陵园伙房。他穿一件半旧的棉袄，腰扎一根稻草绳，裤管用麻绳系住，显得格外干练和精神。两个水桶一前一后，动中有静，轻松和谐。随着扁担在肩上悠悠起伏，两个用兔子皮制成的棉帽耳也不停地扇动，整个身体的轻松与和谐，恰似一个杂技演员在钢丝绳上表演绝技，逗得民工们和工作队员个个捧腹大笑。
正午的阳光照得雪地刺人双眼，每个人的心中都涌荡着一股暖流。伙房前大棚下的一溜长石条上，摆着酒菜，浓郁的香气在这清净的空间弥漫，钻进大家的鼻孔，不喝自有三分醉意和激情。赵其昌举起碗中的白酒，望着一张张粗糙而充满激情的脸，用他那特有的大嗓门说道：“各位前辈和兄弟，大家为发掘定陵聚到一起。半年来，起早贪黑泡在泥水中，克服了技术上和生活中的困难……”赵其昌突然声音发哽，不再说话，接着眼里含满了泪水，大家惊讶、不解地望着赵公这个莫名其妙的举动。现场一片寂静。他们怎么能够想到，此时的赵其昌已沉浸在往昔的回忆之中……
每天中午，民工们都是自带饭菜，在陵园就餐。柴锅上架着的蒸笼一打开，便露出一包包用地瓜叶、萝卜缨、豆叶掺和着少许的玉米面、地瓜粉做成的菜团。每当他看到民工们拖着疲乏的身子，满脸泥水地走到笼屉前，抓起菜团狼吞虎咽般的情景，心中便一阵阵痛楚。共和国已经建立七、八年了，作为新中国的主人，仍然要以吃糠咽菜维持生命，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悲哀。而更让他心酸和不安的正是这样一群破衣烂履的农民，毫无怨言，耿耿忠心地从事新中国第一座皇陵的发掘，尽管他们并不清楚地了解发掘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也正是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伏卧在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用血肉之躯担起共和国的重负，一步一步地艰难前行，尽管他们尚不明白这苦难的渊源和自己付出的代价。但是，面对这行进路上的斑斑血汗，我们的共和国应该知道！
白万玉见赵其昌说不出话，便端起碗接着讲下去：“感谢各位兄弟的支持，我们的发掘工作才终于有了眉目。下一步困难将会更大，甚至要有生命危险，还望兄弟们像从前一样咬咬牙挺过去。来，大家干！”
众人起身，端碗在胸，相互对望片刻，一昂头，一饮而尽。
王启发脸上翻起淡淡的红润，刚才的滑稽荡然无存。他端起第二碗酒，缓缓站起身，面色严肃而激动：“以前我们队里的民工，包括我自己在内，曾受鬼神之说的迷惑，做了些不该做的事，给发掘队的同志带来麻烦，也耽误了工程进度。事情过后，大家都很难过，想和赵队长、白老在一块说和说和，又觉得不好意思。今天，我代表大家说出来，并保证今后的发掘无论出现啥事，我们豁出命，也要完成……”“叭！叭！叭！”赵其昌带头鼓掌．怎么也想不到，今天的聚会是如此融洽，如此心心相印，彼此沟通。大家喝下的已不是高梁与酵母混合而成的液体，而是一种力量、一种信念，一种情感交融的生命的甘泉。
夕阳西下，夜幕悄悄降临。民工们回到了自己家中，陵园里又显得肃静孤寂起来。木板房前的雪地上，架起了干柴。工作队员的篝火晚会随着烈焰的升腾而喧闹起来。
几个年轻人吵吵嚷嚷你推我让的指着对方出节目。还是白老自告奋勇：“我出个对联，大家来对。谁对上了就给谁一大块烤地瓜”
“好主意！”大家一片喊叫着。
白万玉先是用手搓了把红红的脸膛，沉思片刻，充满自信地吟念道：
“冻雨洒窗，东两点，西三点。”
刘精义眨眨眼睛，把手向空中一举，大声喊道：“我来对——喝酒论碗，你四碗，我五碗！”
“轰——”大家一齐笑起来。十七岁的冼自强讥讽道：“刘精义，你就想着喝酒，死后非变成一个酒鬼不可。”
赵其昌赶忙站起来说：“这不只是对联，是文字游戏，把‘冻’‘洒’二字拆开，‘东’有两点，‘西’有三点，其实也好对，‘切瓜分片，竖七刀，横八刀’。把‘切’和‘分’也拆一下看！”
大家一阵喝彩：“对得好！对得好！”白老不顾大家的喧闹，继续说：“还没完呢，你们听好——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月月月圆逢月半。”
这次没人举手叫喊了，大家都抬头望着夜空，默默地想着下联。白万玉不无得意地摸着下巴的胡子，用挑逗的眼光扫视着大伙。
“今岁年尾，明朝年头，年年年尾接年头。”
赵其昌一口气对完，站起来围着篝火转了一圈。
“好——”大家再度欢呼起来，白万玉望着赵其昌不服气地说：“好小子，没白喝了墨水呵，我再出一个，若再被对上，我就认输了。上联是：上上下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添一岁。”
白万玉甩出最后的杀手锏，盛气未消地注视着大家。像一只红脸公鸡，作出格斗的准备。
刘精义捅捅赵其昌：“怎么样，就看你的了，你要不行，我就出马。”
“你出‘炮’也不行。”队员李树兴实实在在地将了刘精义一军。
赵其昌笑笑，用手轻轻拍拍脑门，胸有成竹地说：“看来我是赢定了。大家把耳朵挖一挖，好好听着——家家户户，说说笑笑、欢欢喜喜，同过新年。”
“噢——”队员们都跳了起来。队员王杰捅了捅冼自强、曹国鉴，他们捡块石头，偷偷扔进火堆，一股火星腾空而起，扑到大家身上。白老向后一退，“扑通”一声被一块木柴绊倒在雪地上。众人见状，忙止住喧闹，庞中威赶忙上前扶起老人，帮他拍打着身上的雪粒。白老摇摇头，嘴里嘟哝着：“你这孩子，你这孩子……”
喧闹过后，篝火渐渐熄灭，天气越发寒冷，队员们不得不回到屋里，围住火炉取暖。大家都感到意犹未尽，余兴未了。于是，刘精义鼓动白老讲故事——“考古杂谈”。
白万玉没有推辞，借着酒兴，声情并茂地讲起西域探险的奇特经历。也许他这时才感到，只有这段经历才不会在这帮小伙子面前“失败”。这是他一生最为辉煌的时期，也是只有他才独有的“传统节目”。
“我跟安特生来到罗布泊，这个世界著名的湖泊早已干枯，湖底翻着白花花的盐碱，找不到一滴水，大家有些绝望了。在这之前，我们穿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从英库勒北行，跨过孔雀河，在那里重新备足水后，沿库鲁克干河床来到罗布泊。这时大家的水已用光，每个人都口干舌燥，精疲力尽。忽然，大家发现有一个人远远地躺在沙滩旁，跑过去一看，这人的两只胳膊深深地插在沙土中，整个身体已变成僵硬的木乃伊了。大家不由地吓出一身冷汗，默默地站了许久，才用沙土把他埋掉。那时，我们都在心中暗想，这个木乃伊会不会就是自己不久的归宿呢？”
“大过年的，别尽讲些死尸吓唬人，还是讲点好听的吧。”没等白老说完，刘精义他们又叫喊起来。
白万玉看了刘精义一眼，默默地点点头，狠劲地吸着烟，随着喷出的浓雾：“今天过节，就依你们了。讲点好听的。”
“大约是二十年代，我跟随安特生来到甘肃，在民勤县发掘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了不少完整的彩陶罐。正在得意之际，不想突然来了几位彪形大汉，二话没说把我按倒在地，拳打脚踢，狠打一顿，还骂骂咧咧。当地的口音我也听不懂，还是雇佣的发掘工人悄悄地告诉是不能挖祖坟，不仅打，还要送我去见官，入大狱。”
“你挖人家祖坟可不就入狱呗？”不知是谁说了句。
白老急了：“几千年前的遗址哪里是祖坟！是谁的祖坟？何况根本又没有坟头。黄河上游，要说是祖坟该是中华民族的祖坟！……咱们接着讲，我被五花大绑装在牛车上送往县城，在县城街上一过，一下子震惊了全城，男女老少，满街满巷，争看捉来的‘盗墓贼’，”白老一兴奋，站起来双手比划着什么叫“五花大绑”，躺在牛车上的姿势……。
这么一来，曹国鉴乐了，笑着插嘴说：“嘿！白老可风光了！一生中没见过这么大场面吧！”
白老接着说：“什么？还风光呢！差一点打死我，就仗着当时年轻。要说场面可真不小，足有上万人！……说来也巧，正巧被人群中的邮政局长看见了，一见是我白蕴山——那是我的字，那时对外我常用这名字，他赶紧出面制止，立刻找到县长，在县大堂前的院子里把我放了……。安特生给我寄发掘经费时，几百元现洋可是大数目，取钱邮局要证明，我找到邮政局，说明情况，认识了邮政局长，晚上没事，还一起打过麻将牌。外国人安特生派我考古的事，县长也知道，人是放了，他也怕惹出麻烦，又由县长出面摆了酒席，为我‘压惊’，表示歉意。”
从城里赶到工地来过节的高德本，越听越兴奋，赶紧递给白老一支香烟，笑眯眯地说：“白老！人家曹国鉴没有说错！县长请客还不风光？”白老接过烟，点燃，还没吸便摆摆手说：“德本，打了个半死，我哪里吃得下喝得下呀！再说，你哪知道，县长出面，名义是为我‘压惊’，是我掏钱请人家呀！”
大家一听，顿时都大笑起来，情绪越来越高，吵吵嚷嚷，“讲下去！接着讲！……”不知又是谁说了句：“白老！你考古中有花花事吗？”一听“花花事”，白老可真来劲了！“有！有哇！听着！”
“那年，在甘肃酒泉附近的一个村庄住下，想不到隔壁邻居是一个年轻的寡妇，她不但人长得漂亮，心地也好。见我大冬天还穿着薄薄的夹袄，就偷偷缝了棉袄、棉裤送给我。出于感激，我就送她些在野外发掘中捡到的稀奇古怪的小东西，有时还给她一些钱，日子长了，就产生了感情。我们两个经常在一块谈天说地，感情越来越深，最后都觉得难舍难离了。但是，最后还是分手了，因为我还要随安特生西行。分别的那天早晨，天下着毛毛雨，她站在门口依依不舍哭成了泪人儿……”说到这里，白老的眼里溢出浑浊的泪水。他无限深情地叹口气：“唉，一别几十年，也不知现在那个小寡妇咋样了，兴许早已离开人世了。”
屋里极静，大家都沉浸在故事之中，似乎随同白万玉一同回到了西去大漠的岁月，咀嚼着难忘的痛苦，回忆着那欢乐的时刻——爱情的回忆，永远是一朵玫瑰色的彩云。即便是痛苦的回忆也觉得有一丝甘甜！
赵其昌望着白万玉老人的泪眼，极其深情地向大家建议：“来，咱们也像电影上那样，唱一支歌，为白老那段美好的爱情祝福吧。”
“对，唱一支歌。”刘精义抬起泪眼，随声附和。
“唱什么歌？”冼自强问。
“唱《我的祖国》咋样？”刘精义激动地站起身。
“就唱（我的祖国》”，赵其昌说着，也站起身，领头唱道——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
姑娘好像花一样，
小伙子心胸多宽敞。
为了开辟新天地，
唤醒了沉睡的高山，
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
……
歌声由弱变强，越来越大，穿过木板房，在幽深凄凉的皇家陵园回荡。
“叮铃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歌声嘎然而止，大家惊异地望着屋里崭新的电话机，谁也没有去接。这部电话自昨天安好，还没通过一次话。是谁有这么快的信息，得知定陵工地已安装了电话？
惊愣片刻，赵其昌上前抓起话筒。
一个高亢宏亮的声音传来：“是定陵工地吧？我是吴晗。”
“呵，是吴副市长的电话！”赵其昌一把捂住话筒，转身对大家说着。屋里的人都惊奇地围上来。
“今天刚听电信局的同志讲，电话安好了，这是个盛事呵！这大过年的你们坚守在工地，够辛苦的！你告诉大家，我向他们问好。告诉白老，祝他身体健康。”
“是，我一定转达您的问候。”赵其昌带着轻微的颤音回答。
“你那个当中学教师的姑娘怎么样了？”吴晗的话音再次传来。
赵其昌紧攥话筒，没有立即回答。他自北大毕业不久，便结识了一个中学教师。姑娘很美，也很有才华，两人甚是谈得来。自从赵其昌来到定陵后，关系逐渐疏远，终于在一个月前，赵其昌收到了姑娘的绝交信，理由是：“你经常从事野外工作，将来对家庭不利。”
赵其昌嘴唇蠕动了几下，脸上掠过一丝痛苦的抽搐，压低嗓门说道：“吹啦——！”
那边沉默了片刻，又传来爽朗的声音：“以后到定陵帮助工作的单位越来越多，我估计肯定有漂亮的姑娘，你可不要错过时机呵！”
赵其昌脸上泛起玫瑰色的彩云，没有说话，只是淡淡地一笑。
之后，白万玉、刘精义和其他队员分别和吴晗通话，相互问候、祝愿和慰勉。
这一夜，小木屋里的炉火一直燃到东方欲晓，雀唱鸡鸣。
【匆匆来去的“嘉尔曼”】
有一次，夏鼐病了，住在昌平小汤山疗养院，赵其昌去看他。闲谈中赵其昌问：“梅里美这家伙是干考古的吗？”夏鼐一愣，接着笑了：“怎么，你在看《嘉尔曼》？那你上了大当了！我早年看过原文版。”赵其昌涨红着脸，也不好意思地笑起来。
原来，《嘉尔曼》是法国作家梅里美以考古家自居，采用第一人称写的一部爱情小说，男主人公唐·育才是一个强盗。女主人公嘉尔曼是一个吉普赛姑娘，娇美而粗野，冷峻又多情，在赵其昌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自从读了这部作品，他便渴望在活生生的现实中，有一个嘉尔曼向自己走过来。
他在默默地等待着这个机遇。
元旦过后，定陵发掘工地又加紧了工作进度。为了尽快打开隧道大门进入地宫，发掘委员会决定把人力运土改为机械化搬运，以传统的考古方法和现代化设施相结合，闯出一条考古发掘的新路子。
在材料和设备运来之前，又必须先修道路。发掘委员会和交通部门协商，对定陵前的土路、石桥进行修整和建造，并铺设北京通往昌平县城的柏油马路。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交通部的支持，部长章伯钧大笔一挥“速办”，并指定整个工程由交通部公路总局负责施工。
定陵前的漫水桥刚一建成，一车车的机械设备便运往发掘工地。北京市房屋建筑工程公司派出技术人员，来现场安装机械设备，在探沟两侧打下木桩，立起木架后，把柴油机和卷扬机安装停当，再把两道小型铁轨从宝顶伸向探沟旁，由铁斗把探沟内填土提取出来，倒入矿车，再由翻斗矿车把土运出。这个庞大的安装工程，直到三月底才得以完成。
四月四日，机械化出土正式开始。当柴油机发出隆隆的轰响，卷扬机载着湿漉漉的黄土送出探沟时，工地上立即沸腾起来。以此种方法进行陵墓发掘，是世界考古史上未曾有过的先例。
与此同时，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主任朱欣陶也来到工地，协助发掘队的工作并着手筹建定陵博物馆。队伍在不断壮大，工作量日日加重。在进行定陵发掘的同时，发掘队又买来一台林哈夫牌高级相机，开始系统地拍摄有关十三陵的照片，以备日后博物馆采用。
一天，赵其昌正在宝顶一侧检查运出的土质，突然身后传来一声银铃般的声音：“请问您是考古队长赵其昌吗？”
赵其昌站起身，顺声望去，话没说出，脸却腾地涨红起来。
面前站着一位眉清目秀的姑娘，齐耳的短发，遮掩着白皙而略带红润的脸庞，小巧的鼻子薄薄的红唇恰到好处地镶嵌在面庞上，更显出她的风采与神韵。一件夹克式上衣裹住匀称的身材，朴素中透出大方，文静中显出灵气……赵其昌呆愣着，粗黑的脸上火一般地发烫，心在扑扑地跳动，脉管里的血液在剧烈地流动奔涌……。眼前的姑娘不正是心中向往已久的“嘉尔曼”吗？今天，她正微笑着，神话般地走来了。
“你是……”赵其昌按捺住内心的激动，尽量不露声色地问。
“我是公路局工程队的技术员，学公路的，负责技术指导。现在我们正在铺修定陵门前的公路，想找你们考古队一块研究一下具体施工方案。”姑娘说完，淡淡地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你看什么时间合适？”
赵其昌想想：“晚上吧！我带几个人去找你。”
“不用了，还是我找你们吧。”
姑娘说完，又如一朵彩云，飘然而去……
在考古队，赵其昌不能不算一个怪人，从性格到爱好，有时真叫人难于捉摸。他生就的一副好身体，个子不小，粗黑又健壮，中学时就踢足球，大学里又参加了校篮球队，长跑时一高兴就驮上沙袋围着大操场跑上两圈，汗也不擦又走进图书馆，扎在书本里，聚精会神，一坐就是三个钟头。这种矛盾的性格到定陵又有发展，为了啃完一部厚大的线装书，他能从早到晚足不出户，中午随便抓起一张大饼抹上芝麻酱、辣椒面，随吃随读，通宵达旦，次日一早又去爬山了。他宁肯从山崖上抽几根灌木条来编一个兔子窝，弄几棵小草去戏耍兔子小崽儿，也不去睡上一小觉。他说：“劳动是休息，爬山也是休息。”这一切都被姑娘听说了，看到了，使她迷惑不解。城市的姑娘，自然有她的理想，她只想把公路铺得平平的，修得长长的，给千万人带来方便。但是今天，她已远远不满足于这一点了，她想探索一下这匹野马的本性，有时还试着想制服它，或者骑上它在平坦的公路上奔驰，天涯海角地跑下去；有时甚至梦想参加他们的考古队。
一个阴雨天，姑娘突然跑到赵其昌的小木屋，雨衣一甩，把他手中的书本夺过来一扔，就嚷嚷起来：“白老的探险我听腻了，今天休息，你得给我讲讲你！你的流亡生涯，讲不好我不走……”有点撒娇，却又一本正经的。
其实，赵其昌的年龄并不大，经历也并不复杂，道路倒是充满了曲折。他出生在河北省号称“药都”的祁州（安国县）乡下，祁州的“药王庙”闻名遐迩，又和元曲大家关汉卿有乡曲之谊。日本鬼子来了，学堂上不了，书念不成，受了点封建诗书家教。他经历过“五一大扫荡”，“三光政策”，见到过“大日本皇军”用刺刀杀人，一片血淋淋，可把他吓坏了，随着药材商人跑到了国统区的洛阳，去寻找在国民党部队当军官的父亲，在那里考入了河北省立流亡中学。第二年日本进攻洛阳，他又随着流亡学校西迁，开始了流亡生活。
只要一提到他那流亡学生时代的生活，赵其昌还总是那么一往情深。他把讨吃、要吃有时是抢吃的叫化子式的生活比作诗、比作画，那饥寒劳顿早已忘光了。他认为一生中也许只有这一段生活值得回味，潇洒、惬意，无忧无虑，无拘无束……。今天面对这位短发女郎的提问，他像是回到了童年，一派天真，回答问题又严肃得像幼儿园考试。
“你到过洛阳吧？日本鬼子一进攻，我们是一溜烟儿逃出这九朝故都的，最初还带着书本，背着行李，最后都扔光了。沿着伊水西行，踏上伏牛山羊肠小径，又穿过‘兰关’天险，步行三个多月才到达古城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没过多久，又沿着左宗棠西征的驿路到达甘肃，穿过天水，在秦安县泰山庙才安定下来，结束流亡生活，补习荒疏将近一年的初中功课。刚逃出洛阳，路过伊川县，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了宋代大儒‘二程夫子’的家庙，又在白杨古镇卦摊算了个卦，卜卦先生说我命运不好，一生坎坷，我不信他的胡掐。向我要卦礼，‘卦礼’就是要钱，我没有，把历史课本丢给他了，让他学点历史知识，开开窍。说到坎坷，那山路才真坎坷，不过风景可美极了。美术教师翟先生，沿途不住地写生作画，让国民党大兵给了两耳光，说是特务画地图，同学们围着大兵起哄，大兵急了，要开枪动武，差点闯出大祸。在龙门大石佛前，我真想过出家，可是那里只有石窟造像，飞天、力士、佛祖、菩萨，没有庙，也没有和尚。在甘肃天水，我登过麦积山，不过我们的一位好同学登山失足，滚进了深渊，从此我对这佛教圣地失去了敬意。在秦安县城发现了一块刻石，刻着‘羲皇故里’，这里是先祖伏羲的老家。我高兴极了，原来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发迹！就深深鞠了三躬，仍不尽意，又磕了一个头，算是对华夏祖先赤诚的崇敬。当地还传说（三国演义》中马谡失去的‘街亭’就是当地的‘街泉镇’……”
姑娘听得不耐烦，忽然站起来，大声说：“什么故里、古迹，我没去过，不爱听！你太高兴了，我生气！讲你的痛苦，痛苦！你痛苦我才高兴！”
赵其昌一怔，半天不语。过了一会，儿，低着头念叨：“痛苦！痛苦是有的！不过不是那个时候，而是后来，直到现在……”
抗日战争时期的流亡学校是公费，而公费生绝大多数都参加三青团，赵其昌也在其内。他功课在全年级排第一，得过奖学金，当过服务生，刻蜡板，打工糊口，参加过夏令营，当过小头目，上高中还当选过一任学生自治会主席。解放后的历次运动，这些都要交待，再联系到家庭、父亲等等历史问题，处在反革命边沿上，就是推一推拉一拉的问题了。所以这一段流亡，并不是诗，也不是画，更没有那么多诗情画意，而是现实，一次一次说不完的痛苦现实。
“课堂上讲不完的旧石器、新石器、陶片瓦片，它距离现实又太远了。有时候我后悔，还不如考个地质系去做一名地质队员，山南海北、大漠沙荒去找矿，找不到金矿银矿石油矿，就登上高山断崖，双眼一闭，身体向前一倾，一了百了！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今天，赵其昌的情绪很不稳定，有时激动，有时消沉，谈起话来杂乱无章，有时夹杂几句粗俗的比喻。姑娘紧闭双目，无心再听下去，偶尔眼角滚出几滴泪珠。小木屋一片寂静。外面那恼人的雨，淅淅沥沥，却越下越大起来。
三个月后，姑娘不再来木板房了。朱欣陶老人问发生了什么事，赵其昌眼含泪水回答：“我把家庭历史问题都告诉了她……”
1957年是个多事之秋，全面彻底地清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号角已在中华大地吹响。这是一个滋生政治激情的时代。对于他们的分手，似乎没有人表示不理解，分手是正常的，不分手才是不可思议的。
【有情人终成眷属】
1990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们来到十三陵特区的裕陵村，寻访一个期待许久的爱情故事。
三间不大宽敞的屋子里，高保发坐在案桌前，就着一袋花生米，自斟自饮。儿媳妇在外屋做饭，小孙子在一边蹦蹦跳跳地玩耍；儿子干活还没有回家。不太明亮的屋子里弥漫着炊烟，使人感到沉闷和窒息。
这是一个从苦难中走过来的家庭。也许我们心中装着过去的那段美好时光，才对今天的这个家庭生发更多的悲壮和惋惜之情。
要不是当初他遇到这个女人，并发生了激荡人心的爱情故事，或许三十年后不会有那么多人记得住他的音容笑貌，尽管他也曾做出过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而轰动发掘工地。
高保发在众多的民工中，并不特别显山露水，那时他才十八岁，十八岁的人生并未成熟。他像大家一样整日默默无闻地在探沟里劳作。
突然有一天，他的名字在民工中传开，起因是为一把铁锹。
每天早上一开工，民工们就一窝蜂地拥向工棚争抢轻便而顺手的铁锹，不然就只能拿到既沉重又蹩脚的工具。有天早上，高保发抢到一把锋利的铁锹后，心生一计，收工时不再把工具放回工棚，而是偷偷用土埋起来，第二天再不慌不忙地原地取出。一个月后，秘密被发现了。一个民工等他心安理得地走后，又悄悄扒出来，换一个地方埋好。次日一早，高保发像从前一样来到原地，扒了半天却不见踪影。民工们哄然大笑，他只好红着脸，去工棚捡了把最差劲的铁锹走下探沟。从此，高保发开始引起大家的注意。
然而，最令人关注的是，他竟从八米多高的木架上摔下来，而安然无恙！
第二道探沟的发掘工程一开始，发掘队就找来会做木工活的民工许进友，在探沟两侧搭起一个脚手架，当探沟挖下两米深时，便由人站在脚手架上一筐筐向外提土。
一天，探沟继续挖入地下7米，高保发站在脚手架上正一筐筐艰难地把泥土从沟里提出。突然，“轰隆”一声，脚手架木板断裂，架子倒塌，高保发向探沟跌去。
一切急救措施在此时都是徒劳，只有瞪着一双双惊恐的眼睛，望着他下沉的躯体，等待命运的判决，刹那间高保发在大家的心中，伤残或死亡已成定局。因为他的身体上面，跟着落下来的是沉重的木板。然而，奇迹发生了：高保发落地后，一个急滚翻，滚到一堆刚挖起的泥土上，沉重的木板砸在离他头部只有几厘米的地方，吓得大家出了一身冷汗。他爬起来，没事一样扑打扑打身上的泥土，傻乎乎地走出探沟。高保发从此名声大振，也有人预言：“高保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预言，不久便得到了应验。
工地从机械化发掘后，原来的民工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发掘队又从附近农村招收了一批民工，其中六名是不足二十岁的姑娘。因为有了女性的存在，工地生活便丰富多采起来。
一天上午，大家正坐在松柏下休息，刘精义突然提议要小伙子和姑娘们轮流唱歌，虽然得到一致响应，但没有人愿意出场。最后高保发自告奋勇，站出来唱了一首《达坂城的姑娘》。
欢笑过后，临到姑娘出场。她们更是羞涩，捂着脸不肯露面。最后还是白万玉老人撺掇，让十七岁的刘桂香登场。
刘桂香身材矮小精干，好说爱动，俊俏的瓜籽脸总是露着微笑，很是惹人喜爱。她只上过小学四年级，便弃学务农，平时大家都叫她“四年级”，只有很少场合、很少的人才亲切地唤她一声小刘桂香。
小刘桂香不再推辞，红着脸，甜甜地唱了一段《送情郎》：
送情郎送到那大路旁。
两眼相望无话讲
太阳升起天已亮
妹妹心中发了慌
伸手抓住郎的武装带
泪水如珠溅到情哥哥的身上
……
事情如此简单，高保发一首《达坂城的姑娘》，刘桂香一曲《送情郎》，竟成为他们感情的纽带和爱情的催化剂。两个年轻人不知不觉地相爱了。
小刘桂香身体单薄，每遇重活，高保发总是不声不响地前来帮助。小刘桂香见高保发衣服破烂，便悄悄地给他缝补，并送些绣花鞋垫之类的东西给高保发，以示感激和爱恋。1958年9月21日定陵地宫打开后的当天，他们在陵园的小木屋举行了婚礼。这是定陵发掘两年来唯一的一对终成眷属的有情人。他们当初的恋情及友谊，历经三十余年，仍被同期劳作的人们熟记与怀念。
遗憾的是，当我们来到高保发家中，要亲眼目睹一下这位充满浪漫与传奇色彩的女性时，她已因患病无钱医治，离开人世整整二十年了。所留给我们的，只有一张散发着青春气息、永远面带微笑的照片和这个破碎悲凉的爱情故事。

England

郁闷~~怎没人看呢？我觉得挺好看的 而且还丰富大家的考古知识。

ngweiaun

抱歉搂主~~~
我的眼睛不允许我这样做~~~
我不太喜欢用电脑看文字，如果是书本形式我肯定看~~~~

远山石

   由于那个“未完待续”，不敢回复；
而且， 建议把字体设置大些，我眼神不好～老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