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电影双周刊》上关于《红色恋人》的辩论文章

荣南南 · 发表于 2005-06-19 18:31:14

[color=#1E90FF]这篇文章发表于98年10月510期《电影双周刊》上，对于当时《红色恋人》的种种误解和指责作了详细地回答和反驳，我想有些误解不仅是外人，连荣迷中也很多人有，所以特意单发出来，请大家看看：
（好大的图）

荣南南 · 发表于 2005-06-19 18:36:29

荣南南 · 发表于 2005-06-19 18:39:05

文字版：

由影片《红色恋人》公映引起的争议
看大陆电影的生存环境
李以庄
From: 广州
[color=#1E90FF]影片《红色恋人》及张国荣所饰共产党人形象触发的争议，所暴露出大陆当前批评及创作观念的问题，其意义已超越对影片本身的评论，甚至有人想把反对的呼声弄大，令有关部门禁映此片，幸而今日之中国已非昔日，尽管说的人不少，但影片照放，不同意见亦可发表，不过据说票房不如理想，不知同争议有无关系？但这场实在反映了大陆电影的生存环境。值得关心大陆电影市场的朋友关注。
首先，关于批评对象问题，文艺批评的对象当然是作品，我们只能据作品实际作评判。可是我们的观众甚至影评人，由于长期受某种革命的模式的影片训练与熏陶，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说反映共产党人的革命生涯，便定要如过去同类影片那样正面表现革命斗争，否则便被斥为<不真实>。
《红》片故事是：由美国医生佩恩回忆他年轻时钟情的中国女孩和她那假扮<丈夫>的革命者，一段惊心动魄的历程，其间内蕴的高尚情操与人格魅力，令他终生难忘这视点，决定了本片不能正面叙述革命斗争，作为局外人，佩恩的回忆只能是他所知的秋及靳的感情生活。这视点不但关乎内容，也决定了表现手段。片中佩恩奔往上海大饭店时，路上和饭店大堂，均空无一人，这是佩恩的主观镜头，且有强烈感情色彩；亦体现了本片的风格：着重于展示人物的内心感情。指责影片不表现革命者生活的主要区域战场，实在对错焦点，导致批评的错位和无的放矢，批评者陷入主观臆断。这种舆论无助于艺术家展开想象的翅膀，也易于令创作陷入公式化。
　　试想，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那么长，多少可歌可泣的人物与事迹，但几十年来，反映战争的影片老是那几个模式：如表现领袖的战略思想，于是军事会议、大地图、行军、战斗场面；还有支援前线的老百姓，且必定有一个代表人民的老大娘，又或表现人民战争，便是地雷战、地道战......。前苏联的卫国战争只有几年，但他们可以有《黑耳朵白比姆》、《这里黎明静悄悄......》这样的影片。我从材料中还知道有一部影片是从一位在野（外？）医院的洗衣房工作的女工的视点看战争的，她每日洗大量染血的绷带，还要为牺牲的烈士整装，这位已为人母的普通女性，回忆她用手去抚摸那些年轻而残破的躯体时，心灵的颤抖，有极强的震撼力，荷里活的卖座片《雷霆救兵》，竟表现美军司令部为安慰一位为战争牺牲了三个儿子的母亲，派出八个兵去敌后救出她最后一个儿子。如此歌颂美军司令部具有的「人性」，实在堪称美国的「主旋律影片」。因为战争是千百万人参加的，关乎每一个参加者个人的命运、家的命运、国的命运。原本可以开拓出众多视点和题材的。革命题材也可以有多个视点和个人命运的开掘。现在竟有人指责张国荣饰演的共产党员靳，只有「人性」，没有「党性」。不知道这位先生是否认为共产主义理想同人性是对立的呢？
　　又有人指责影片完全不表现靳的革命活动。其实影片也有表现，只不过仅是佩恩所能看见的罢了。靳约见佩恩，是希望这位常在报刊写专栏的外国人能写点关于长征的消息，以便冲破国民党封锁，让世界知道红军近况。靳特地在铺开地图的空屋同他秘密见面，并告以红军长征到何处，驳斥了说红军被消灭的讕（？）言。这是佩恩所能看到的靳的革命活动。片中佩恩独自在空屋走动的镜头，不单表现佩恩对他们神秘生活的追寻，也呈现了靳与秋作为革命者所过飘泊不定、充满危险的生活。靳作这会面，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是冒了性命危险的。但他能想到国际舆论，且敢冒此险，表现了他（？）作为职业革命家所特有的政治敏感与胆识。这部影片把表现革命前辈的感情生活作为主要内容，而将革命活动推向后景，为什么不能允许这种视点的选择？甚至视为罪莫大焉？！导演是在为影片《红樱桃》收集资料时听到革命前辈讲述他们的爱情生活，深受感动而产生创作冲动的。影片亦确实展示了当年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令今日物质生活相当丰富及吸引的当代观众，在精神上得到升华。生活固然多姿多彩，文艺对生活的反映，亦有各种角度。艺术家有权选择他感受最强烈的视点切入并据此展示生活。我以为艺术家这种权利是神圣的，对自己所反映生活的全情投入乃至迷恋，是艺术作品成功的重要前提。
其次，关于共产党人形象问题，靳的形象争议最大，不少人认为靳不具备常见标准型地下共产党员的共性，甚至说他只是一个「情圣」。这令我想起恩格斯读了明娜·考茨基的小说【旧与新】后对她的批评：在主人公阿尔诺德身上，个性「完全消溶到原则里去了」。接着，恩格斯说出了他的名言：「每个人是典型，然而同时又是明确的个性，正如黑格尔老人所说的『这一个』。而且应当是这个样子。」(【马克斯恩格斯论艺术---恩格斯给明娜·考茨基的信】第6页）「这一个」既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共性寓于个性而存在。如果只有共性（甚至误解典型即共性），只能是符号与模式。难道我们作品中概念化人物还少吗？！鲜明的个性才是人物鲜活的表徵。现在靳的形象最动人之处在他的人格魅力及他对信仰的执著。在邀请荷里活编剧来合作时，导演曾担心双方意识形态方面会有许多差异，但实际上不是这样。他深有感受地说：「实际是不管你信仰的是什么主义，不管这个主义的内容是什么，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变成一种人格的东西，一种个人的东西。追逐理想追逐信仰在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是值得崇尚的。」（【岭南文化时报】133期，1998年8月30日）记得我在青年时代曾十分迷恋牛虻这个革命者的形象，甚至直到今天，仍强烈吸引着我，但他所献身的事业的具体内容，我已记不起了。震撼灵魂的是他这样一个人的人格魅力。
　　导演说，早期共产党领袖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都有很高文化素养，他心里的共产党员是「具有深厚修养的人」，「坚定和顽强，是在于他的内涵」；不在外表的五大三粗。（【岭南文化时报】133期，1998年8月30日）靳的形象确是过去作品中所无：他出身自能送他出国留学的家庭，作为充满浪漫气质的文学青年，在法国留学时，爱上学音乐的安霞，并因其影响而参加革命。靳正是经由这独特的历程，成长为经受了长征考验的红军指挥员，这是他成为「这一个」形象所独有的。共产党员首先是活人，人的个性千差万别。我们的批评不能同希腊神话中那个外号「铁床匪」的强盗那样，把任何人放到他的床上，长了要砍短，短了要拉长，直至把人弄死。
　　我接触过许多革命前辈，作为人，他们经历、素养、个性极不同，决不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饼。且并非「完美无缺」。我知道有位女游击队员，胆小得晚上解手，也要战友陪伴。但她却能唱着＜国际歌＞，英勇就义。导演说，很多片子在表现共产党人时，「就是英雄事迹」，他却「要对感情问题进入到个人化的表现」（【岭南文化时报】133期，1998年8月30日）：表现人格的魅力。我以为影片达到了他的追求。展现了那个时代革命者对信仰的执著和置生死于度外的崇高境界。就此而言，影片有突破框框的创新意义。其自我超越勇气与开拓精神获肯定。著名演员张瑞芳说：「我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张国荣演的靳我能接受。」曾任《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演地下党员李侠的孙道临说：「张国荣演的靳与我演的不一样，但同样是地下党人的形象。」评得中肯！有人说，靳只是一个学生领袖型人物，说这种人是上不去的。但历史事实是：早期共产党的领袖，均是知识分子，有深厚修养。共产党恰恰是由这样一批并非因为家中没有饭吃才参加革命，相反是因为能够读书，甚至留洋，因而有可能接触和进而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由工农自发产生的。至于革命者个人命运，是另一范畴的事。
　　再次，关于时代背景问题，靳最受攻击的行为，是他拿自己生命换取秋秋母子性命，甚至有人把靳「拼命营救战友」行为，斥为「自愿被捕，交换恋人」，「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行径。又无视影片剧情规定，硬说靳领导着上海地下党组织，其实影片已交代：靳是到上海治病的，不在上海地下党战斗序列中。特别是他所负战伤，随时会暴露他的红军身份。按地下工作纪律，他不应也不会同上海地下党发生横向组织关系。组织上给他派了能说英语的革命青年秋秋，假扮夫妻陪伴和照顾他，在租界找外国医院为靳秘密治伤，她很好完成了任务。秋秋崇拜爱慕靳，靳发病时，秋秋为减轻他的痛苦甚么也愿做。但她在事後的留言中，向靳表达了她的爱，说明在他昏迷时发生的事，表白她渴望在他清醒时也能同他厮守。这爱情的产生，乃人之常情。地下环境中，实不乏假夫妻弄假成真的例子。可惜靳读到此信时，秋秋已被捕·情况非常危急。
我们设身处地替靳想一想：他挚爱的妻曾为掩护他，在他眼前跳楼死了。现在，秋秋又因给他买药被捕。靳无法承受两位挚爱亲人为他牺牲的残酷打击。秋当众夺枪杀了当警察局长的父亲，粉碎其破坏革命的阴谋；又在法庭上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她首先是一个革命者。作为她的战友，靳决不能坐视秋秋被害，于公于私，他都必然要拼全力营救!
地下党组织是单线领导，不能发生横向联系，地下党员有时要各自为战。不同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共那样的组织系统及办事规则，也不应作此误解，当时，靳能做的便是利用佩恩所享有的外国人特权。由他在租界巡捕房当差的英国朋友克拉克出面，代表租界监狱将靳交换给国民党监狱，换得秋母子性命。国民党的目标是靳，因此交换得以实行。对此，导演曾作调查：1936年上海在押政治犯分别押于国民党监狱及租界监狱。故有此空子可钻，今天我们在批评靳之前，能否先对史实有一点认知呢？
不错，地下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不能自投罗网。但党的纪律根本是为了保卫党的利益，党的利益不是抽象的，包括如秋秋这样具体党员的生命安危。试想，靳既不能与上海地下党联系，他发现战友因照顾自己而被捕时，他应怎样办？导演亦曾反问指责靳去营救秋秋的人：「你说他该怎么办？」斩重病在身，随时会死；秋则正年轻，并已证明是好党员，即使从保全革命力量考虑，也是值得的，何况是—命换二命呢？导演将他就刑与秋秋临盆的场景及枪声与啼声，用平行蒙太奇交叉剪接，寓示革命者生命的延续。有人认为靳被捕，会导致党组织破坏。且不说靳当时是单兵作战。回顾中共历史，虽有过总书记被捕投敌事，却非所有人（？）领导人被捕都必然投敌那样宿命，被捕不等于必定叛变，铮铮铁骨者方志敏，瞿秋白即是！靳迈出那一步，是去赴死，不是为了偷生！
古人对创作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期许，惜因长期思想禁锢，我们的文艺创作却走不出<定势>。本片导演力图创新，他有意开拓建国以来很少触及的领域，即：<前辈们的私生活是甚么样的>（<岭南文化时报>133期，1998年8月30日）。在选演员时，他也按自己不同一股的认识去作选择：他选择具有知识分子浪漫气质的张国荣饰共产党员，而选形象粗犷且演惯英雄的陶泽如饰叛徒，导演说难道叛徒就—定是小白脸么？当然，观众可以不赞成导演的选择，但也只能从影片的实际出发，指出这种选择错在何处，却不能斥责这选择本身。如有人断言选张国荣饰共产党人，便是想迎合美国人，或是纯商业炒作。却不从影片所呈现的实际去作令人信服的批评。我原先便曾担心张国荣不能演好这一角色，但影片的实际却证明张的演出成功，他的气质符合角色。对导演的创新勇气我充满敬意。我特别不能接受一些人甚至对张国荣进行人身攻击，罗列他过去演过的同性恋者、阿飞等角色，把他们代入为演员本人，再加以挖苦。又有人不作调查，便断言导演找荷里活的编剧帮忙打磨剧本，是为了取得商业利益，制造「三分钟一噱头，五分钟一高潮」，却不指出影片中何处有这些毛病，其实演员弄这部影片的剧本已有三年多，请荷里活编剧的原因，是因片中一个主要人物是美国人，请他们帮助按美国人的思想与行为逻辑，把这个人物塑造得可信。我以为这做法是必要的，如今影片中佩恩的形象非常有光彩。监制告诉我，荷里活的编剧除另外对剧本的节奏提了一些意见外，并没有改变剧本的结构及人物关系。早有人预言，《红色恋人》既『以全新视角演绎中共地下党人生活』，定成靶子，必有子弹拜访。不幸而言中，愿创新者能前仆後继，不断超越，艺术创作或能争得一片自由翱翔天空!但能否也将枪口对著那些粗暴批评呢？！
正因创新者处境严峻，影片叙说事件时，对背景能交代得更清楚，或可避免不了解历史的年青人产生误解。但如果观众虚怀以待，不存先见，澴是可以看懂的。导演听说一些人有那么多的误解时，曾说了一句令我感慨不已的话，他说：「我很同情这些人！」
鲁迅曾把作者与批评家关系比作厨司和食客。指出：『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致于「乱」到和事实相反，……』(<鲁迅全集>五卷，第468页)我想若厨司做一碟炒虾仁，食客可批评他炒得是否滑嫩，却不应指责这虾怎么没有从事战斗所必需的硬壳及硬嘴?甚而断定这不是虾?
其它艺术可以等待未来人的理解，电影却必需获得当代人的喜爱，才能生存下去，因为电影耗资巨大，如果它不能最少收回投入的资金，它便无法存活。在此情况下，作为『上帝』的观众的理解与支持，是生死攸关的。鲁迅曾说要有天才，须先有适于天才诞生的泥土。影评人在营造这种土壤方面，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让我们对中国电影艺术家多一点理解与宽容，为大陆电影的繁荣创造一个宽松的生存环境罢!●

kyoko · 发表于 2005-06-19 19:27:45

dellcheng · 发表于 2005-06-21 18:29:53

谢谢楼住.顶以下啊.

Erin_Leslie · 发表于 2022-01-29 18:37:39

我喜爱的电影之一，看完评论后，对这部影片有更深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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